二
    从“三人团”成立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被取消， 其地位的变化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三人团”成立到湘江战役。这一时期“三人团”，处于最高权威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长征的准备问题上，“三人团”片面强调“突围的最重要因素是保守秘密”〔7〕。因此， 这样重大的转变“没有按照国际指示，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工作”。很多党的高级领导人如项英、陈毅等，当时都不知道实行战略转移这一重大意图。正如张闻天说的那样，“当时关于长征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8〕。
    其次，在长征的行军指挥上，“三人团”处理一切。即如所安排的一样，博古、李德负责最高决策，周恩来负责最高决策的执行。本来，在长征的路线问题上，毛泽东曾在得到周恩来、朱德赞同的情况下，明确地提出了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之敌到湖南消灭之的建议。可是“三人团”的决策核心拒绝了这一建议。他们选择的突围方向是向根据地西南，沿着赣粤湘边界的五岭山脉前进。这样，在“左”倾领导人的指挥下，红军开始了“大搬家”。以后直至湘江战役，毛泽东等人的许多正确建议都被“三人团”决策核心拒绝，一切由“三人团”自行处理。
    第二阶段，从湘江战役到遵义会议。“三人团”的权威地位在受到挑战的情况下，逐渐削弱，直到最终被取消。
    博古、李德等布置指挥的湘江战役使红军损失惨重。“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临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9〕。“三人团”的核心人物博古， 面对惨重的损失，亦“感到责任重大，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10〕，而专横跋扈的军事顾问“李德已经无法全面指挥，只能根据各部队来的电报提出意见”〔11〕。在这种背景下，“三人团”的第三名成员周恩来以其既有的历史影响及地位，被推到了维持局面、真正部署作战行动的位置上。
    1934年12月中旬，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后，中共中央召开一次紧急会议，由于周恩来已开始在实际上主持日常工作，便使毛泽东为代表的反对博古、李德“左”倾错误的中央其他领导人都能参加这次会议。会议在周恩来、毛泽东等人同博古、李德的激烈争论后，解决了当时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行军路线问题。这说明，“三人团”尤其是博古、李德“处理一切”的权威已受到挑战。李德在《中国纪事1932-1939》中对此这样记叙道：“我好象过早地走开了”，“当看到新发布的命令时我才知道了最后决定的全部内容，我请周恩来给我讲一讲详细情况”，“他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很显然，“三人团”中过去由博古、李德发号施令，由周恩来负责组织具体实施的那种关系已经不存在了。
    然而，博古、李德毕竟还是最高领导层的核心人物。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尽管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西进贵州，在川黔边创建新根据地的正确主张，但却未形成正式决议。同年12月底，中央政治局又在黎平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通道会议上未能解决的行军路线和战略方针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主持了这次会议。他对李德“发脾气了”，说李德很主观，坚持死打硬拼，什么人的话都听不进。周恩来回忆说：“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 〔12〕会议于是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 从而否定了“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意见。长征以来，“三人团”的核心人物博古、李德的主张，第一次在第三位成员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被政治局多数成员的正确意见否定了！这就标志着在政治局会议开始否定重大军事方针的情况下，处理一切的“三人团”的地位已严重削弱。
    1935年1月，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了猴场会议。会议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13〕据此分析，党中央已开始在组织上纠正由“三人团”处理一切的不正常状态。中央红军在周恩来的指挥下，也已排除了李德对作战的指挥。周恩来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14〕“处理一切”的“三人团”从此名存实亡了。
    不久，在遵义会议上，党中央正式宣告了“三人团”的结束。陈云在会后的传达提纲中说：取消三人团。
    那么“三人团”地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以为：
    首先，血的教训，使红军领导人和广大指战员逐渐觉醒。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丧失，长征初期红军遭受的严重损失，使红军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险恶环境。残酷的现实教育了人们，使人们逐渐觉悟到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湘江战役之所以遭到惨痛损失，红军之所以面临绝境，是“左”倾领导者排斥了毛泽东的领导，排斥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缘故。伍修权回忆说：“长征开始后，部队不断受到损失，士气十分低沉。首先在领导层中，对当时的军事指挥错误就有议论，早已酝酿着不满。”〔15〕在湘江战役之后，“由于红军这次作战中受到了严重损失，干部们对军事指挥有很多意见”〔16〕。在这种背景下，要求毛泽东重新领导党，指挥我们的红军，成为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心声。广大指战员的觉悟，为“三人团”的瓦解打下了群众基础。
    其次，毛泽东的说服教育，使王稼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思想逐步转变，从而为“三人团”的瓦解奠定了组织基础。当时王稼祥、张闻天在党内和红军中具有较高的地位和影响，争取他们的支持，对“三人团”的瓦解有重要的作用。正如毛泽东后来总结历史经验时所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知道，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17〕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直到遵义会议前夕，毛泽东做了很多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在这期间，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在一起行军，他们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毛泽东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说明了自己对党和红军一些问题的看法和主张，阐述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道理。这使王稼祥和张闻天备受启发，思想逐步转变。“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18〕。从而为“三人团”的最终瓦解奠定了组织基础。
    第三，“三人团”成员之一周恩来思想认识逐渐转变，并从“三人团”内部站了出来，对“左”倾“三人团”起到了从内部分化、瓦解作用。如前所述，在湘江战役后，周恩来成为实际工作主持者。他清楚地看到：从湘桂交界处，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这时周恩来对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已由过去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逐渐转变为整个路线的质疑。正因此，由通道会议上周恩来与博古、李德的争论，到黎平会议上周恩来对李德的严厉批评，及至猴场会议上促成把“处理一切”的大权收回中央政治局。这都充分地说明周恩来的思想一步步地与毛泽东的思想趋于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