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与西藏同为我国的神圣领土。香港是我国东南沿海的门户，西藏是我国西南边疆的屏障。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和西方列强的入侵，近代以来，香港和西藏先后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在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活动中，香港又曾起过某些特殊的作用。
    一
    19世纪中叶，英国以武力为后盾，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占了我国香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又对西藏发动了两次武装进攻。在1904年的第二次侵藏战争中，侵略军头子荣赫鹏（Sir Francis Younghu-sband）在英印总督寇松（Lord Curzon）的支持下率侵略军闯入拉萨，使这座圣城第一次遭到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这就是当时帝国主义的文明。
    清朝末年治藏政策一误再误，加上英国引诱煽惑，致使1910年达赖喇嘛十三世出逃印度。辛亥革命后，西藏当局驱逐驻藏清军出境。清军经由印度取海路回到内地，香港在当时是必经之路。乘中国内地鼎革之机，英国逼迫袁世凯政府派员参加西姆拉会议讨论西藏问题。当时川藏交通完全中断，中国政府派员入藏，唯有经香港取海路由印度进藏一途。英国为阻止中国政府与西藏当局谈判交涉，逼其就范，竟公然断绝印藏交通，不许中国派员经印度入藏。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了七、八年之久，才有所改变。1919至1920年，甘肃使团在李仲莲和朱绣率领下由青海入藏，面见达赖喇嘛十三世，解释内地辛亥革命后的形势。达赖喇嘛十三世表示要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不久即派代表前往北京与中央接洽。当时他派的三名堪布，是取海路经香港前来内地的。
    此后，中央与西藏的关系不断恢复。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不久，即派出刘曼卿女士入藏。刘曼卿为了国家民族利益，不顾个人安危，于1930年闯过当时土匪横行，动荡不安的西康地区，由川藏一路抵达拉萨，向达赖喇嘛十三世陈述三民主义、五族共和的道理，完成了增进双方了解，密切汉藏感情的使命。任务完成后，刘曼卿取海路经香港内返。
    1933年达赖喇嘛十三世圆寂。1940年，国民政府派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率团入藏，主持达赖喇嘛十四世转世坐床事宜。时值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虽已迁都重庆，但绕行海路入藏仍较陆路更为便捷。香港是必经之路。吴忠信一行入藏前，曾派人赴港采办礼品、药品，并从事其他准备工作。为了便利联系，当时还曾考虑在香港设立一通讯处。〔1〕
    总之，自辛亥革命后，英国在其侵略西藏的活动中，每每利用香港。而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因为陆路阻隔，也往往不得不取海路经香港入藏。中央政府与西藏当局之间不正常的关系，突出地表现在交通上。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从西康、青海、云南等地前往拉萨，需时二至三个月，而从印度到拉萨只要20多天。但香港、印度均控制在英国手中。取此路入藏，同样困难重重，经常要与英国反复交涉。如1940年吴忠信进藏，就因英方迟迟不予签证，致使行期一拖再拖。当时内地与西藏的交通往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在英国手中。
    二
    抗日战争期间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香港对于英国侵略西藏政策的制定和施行具有了较前不同的意义和更为密切的联系。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英美两国的在华利益受到了威胁。英国为了维护其在亚洲的殖民利益，有必要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但是帝国主义的利益和思维方式又使其不愿轻易放弃其远东慕尼黑阴谋，还在幻想日军不会真的进攻英国的殖民势力范围。在这种心理支配下，英国在香港并未认真设防。1941年12月8 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当天，日军飞机就轰炸了香港启德机场，随后占领了香港。驻港英军投降。
    当时，缅甸已经沦陷。日军占领香港后，中国自西南、东南边境由陆路或海路获取外援的补给线均告中断。为了支持中国的抗战，美军开辟了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运输线。不久，西藏当局也被迫开放其陆地运输线。相当数量的国际援华物资，便是由邦达仓等藏族商人从印度经川藏一线，用牦牛等驮畜运抵内地的。噶厦政府虽未直接参与此事，但西藏人民的确为国内的抗战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反法西斯战争期间，中美英苏结成盟国。中国虽因抗战而国力大伤，但人民却空前地团结起来，国共两党也实现了合作。因此，虽然从经济上、军事上来说中国仍然是一个弱国，但是中国的国际地位却大大地提高了。1943年，在各方面形势的推动下，中美、中英间开始进行关于取消美英在华治外法权的谈判。在中英关系问题上，中国理所当然地要求解决香港、西藏这些中英之间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
    但是，英国决不肯轻易放弃已经在华获得的侵略权益。1943年初中英关于战后香港归属问题的争执，几乎使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破裂。坚持奉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政策的丘吉尔政府，坚决不肯在战后将香港归还中国。同样，1943年中英间有关西藏问题的交涉也未获得任何进展。当年8月， 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致中国外长宋子文的一件备忘录中阐明了英国的西藏政策。其主旨是，在中国承认西藏自治的前提下，英国承认中国对于西藏的宗主权。概言之，英国既不肯放弃对于香港的占领，也不愿改变多年来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将其变为中国与英属印度之间的一个“缓冲国”的一贯政策。这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香港问题和西藏问题成为影响中英关系的两个主要问题。
    然而，对于英国在东方的殖民利益来说，香港显然比西藏重要得多。英国政府对于香港也远较对西藏更为重视。英国外交部以及驻华外交官们更多关心的是对华贸易与香港未来这些问题，而不是偏远的喜马拉雅山地区西藏与英属印度的关系问题。而对于英属印度政府来说，情况却恰恰相反。英国本国政府与印度政府在此问题上的利益分歧，具体地表现为英国外交部与印度事务部之间的矛盾。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以台克满（Sir Eric Teichman ）为代表的个别英国资深驻华外交官即认为，中国在战后迟早将重新控制西藏。至迟在1945年，英国外交部已经在考虑1943年的艾登备忘录是否已经过时。这些动向引起了印度事务部某些官员的警觉。1945年2月，印度事务部的皮尔（R.T.Peel）给印度政府的卡罗（Sir Olaf Caroe）写信说：“我估计，提出重新审查英国对藏政策这一建议，是出于外交部中的普遍愿望。外交部着眼于未来，需要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尽可能消除会引起摩擦的因素。西藏问题无疑是这类因素中主要的一个。台克满认为中国迟早会将西藏并入自己的领土，而我们得准备接受这一事实。我十分担心外交部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这一失败主义的观点。人们可以发现，如果能把西藏作为一个在香港问题上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对于英王陛下政府来说会是方便的。”〔2〕皮尔的信， 反映出印度事务部与印度政府中一些官员对于英国改变其西藏政策，忽视印度利益的担心。这在当时英国撤离印度已不可避免的形势下，显然是有根据的。但是，二战后仍然死抱着帝国主义政策不放的英国政府，无论在香港问题上还是在西藏问题上都采取了极为强硬的态度，并不认为需要因为香港而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做出让步。1945年11月，英国在美国的支持下再次占领香港。同月，英国内阁决定了在西藏问题上的两条方针：1，避免无条件地和在中国不承认西藏自治的情况下承认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2，如果有必要，应警告中国人，倘若他们试图破坏西藏的自治，英王陛下政府就将考虑收回他们对于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的承认。〔3〕
    面对英国的强硬态度，积极准备内战的蒋介石政府既无暇他顾，亦无可奈何。一如战前一样，英国仍然霸占着我国香港，仍然奉行分裂我国西藏的政策。对于英印政府和印度事务部来说，担心英国政府最高决策者会漠视印度的利益，“牺牲”西藏而换取香港，也仅仅是一场虚惊。但是虚惊之后，英国政府和英印政府中的某些人加紧了鼓动西藏当局中分裂势力进行“藏独”活动的努力。后来，美国也开始了对于我国西藏的阴谋活动。
    此时的香港，直到新中国建立初期，成了少数“藏独”分子、美英两国政府中的某些势力针对我国西藏搞阴谋的一个据点。所谓“西藏独立”这出持续了几十年的闹剧，其中的某些场次就是以香港为舞台上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