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长征前期的“三人团”作为党和红军的领导核心，总体上讲，从其在我党历史上的作用来说应该予以否定。但是，又不能说“三人团”的作用一无是处。
    第一，对长征的准备工作“三人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相对于准备不足所造成的巨大损失，这一作用又微不足道。
    客观上讲，“三人团”对长征还是做了一定准备的。如前所述，“三人团”成立的初衷便是为红军主力的转移做准备的。早在1934年春天，李德就对博古说：“要准备做一次战略大转移”。〔19〕因此，“三人团”在组织上、 军事上、 物质上对长征做了些准备。 在组织上， 1934年七八月间，“三人团”开始研究干部的去留，组建留守苏区的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为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分别任命陈云、刘少奇、凯丰为五、八、九军团的中央代表。军事上，为了分散和减轻敌人“围剿”部队主力对苏区中心瑞金、兴国的压力，配合一方面军的转移，李德建议，并经过当时的党中央和军委的同意，决定派出北上和西征先遣队。周恩来曾对这两支队伍的行动评价为：“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对长征起到了策应和配合作用。在物质上，从7月开始紧急筹集武器弹药、草鞋、食盐，棉被、粮食的工作。 重点开展收集军用品的突击运动。8月，中央苏区基本完成收集军粮24 万担的任务。9月，完成在秋收中间向群众借谷60万担的任务， 这为后来中央红军进行转移补充了大量物资。
    “三人团”对长征做的一些准备，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准备当中思想上犹豫不决，目的不明确，同样又是十分严重的。这为以后的红军长征所造成的严重损失埋下极大隐患。思想上犹豫不决，主要表现在博古、李德制定的两个战略计划中。其中，《五、六、七三个月战略计划》对战略转移问题根本没有提及，而是号召“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的大胜利”。紧接着的《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中对战略转移虽提及了，但仍决定“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的大胜利”。由此可见，“三人团”长期处于保卫苏区与突围转移两者的犹豫状态中。目的不明确，主要体现在：“三人团”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因此在军事上，特别是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士的热情和积极性，这不能不是严重的错误。这种思想的犹豫和目的的不明确给红军组织上、军事上、物质上的准备都带来了影响。
    第二，“三人团”领导并指挥了湘江战役前的长征行军，尽管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但红军损失惨重。
    红军从长征出发到湘江战役，指挥大权由李德、博古掌握。周恩来只是具体作战行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由于博古、李德一意孤行地实施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转移战略，所以促使红军一次次地钻入蒋介石早已布下的口袋中。英勇的红军以鲜血换取前进的道路。尽管红军突破了四道封锁线，但是红军却损失惨重。红军通过第一道封锁线时，损失了3700多人。通过第二道封锁线损失了9700多人。通过第三道封闭线损失8600 多人。 通过第四道封锁线， 特别是湘江一战， 损失和减员竟达30500多人。红军长征出发时的86000多人，到这时只剩下3万多人了。战争是残酷无情的！也是最实际的！“左”倾错误的领导，不仅仅造成的是中国红军的惨重损失，更重要的是它给中国革命也造成了极大损失。
    宏观上的定论不该掩盖微观的细节。在这一时期，“三人团”尽管无功，但是“劳”还是有的。“劳”的关键归功于“三人团”的边缘成员周恩来。例如在军事指挥上，周恩来对博古、李德并不是百依百顺，也有些不同意见。据伍修权回忆：周恩来“曾经与李德进行多次争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只是由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坚持‘左’倾错误，尤其是支持李德的独断专行，周恩来同志只能在自己工作范围内，采取某些具体措施，进行适当的补救，尽量减少红军的损失”〔20〕。一个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周恩来与广东军阀陈济棠谈判的成功，使红军在尽可能小的损失下通过了第三道封锁线。
    第三，湘江战役后“三人团”作用逐渐削弱，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起到了准备作用，为确立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地位铺平了道路。在一定意义上讲，“三人团”内部的分裂、瓦解过程就是遵义会议的准备和酝酿过程。如前所述，周恩来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对此，毛泽东是这样评价的：“最近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这个会议开得很好，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这次会议所以开得很好，恩来起了重要作用。”〔21〕“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22〕。
    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并对毛泽东的发言予以了有力的支持。与会人员出于对周恩来的信任，决定“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一步最后决心的负责人”，“并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23〕。但周恩来从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出发，全力推举毛泽东为全党全军的领袖。会后他更是自觉退居助手地位，让毛泽东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正是周恩来这种以大局为重，宽广博大的政治胸怀，才使他能自觉地从“三人团”中站出来，从而使毛泽东顺利地在全党全军中确立领导地位成为可能。
    注释：
    〔1〕《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62页。
    〔2〕〔8〕〔12〕〔14〕〔18〕〔20〕〔23〕《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3、78、64、66、78、112-113、78页。
    〔3〕李维汉：《回忆长征》，《党史通讯》，1985年第1期。
    〔4〕李志英：《博古传》，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页。
    〔5〕关于李德的身份问题，史学界存有争议，本文沿用传统说法。
    〔6〕〔11〕〔15〕伍修权：《我的历程》， 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1、78、81页。
    〔7〕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 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06页。
    〔9〕刘伯承：《回忆长征》，见《星火燎原》第三编第4页。
    〔10〕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 第227页。
    〔13〕《土地革命战争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第433页。
    〔16〕《遵义会议资料选编》，第87页。
    〔17〕《党史通讯》，1985年第1期，第12-13页。
    〔19〕《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2页。
    〔21〕李聚奎：《长征中的红一师》。
    〔22〕王行娟：《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 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