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钱是国家财政重要支出之物。北朝官吏禄秩主要是帛、绢、谷、粟、给恤、给力等实物和力役，但也部分给钱。北魏太和八年（484年）始班禄制，“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注：《魏书》卷7上《高祖纪》上。《册府元龟》卷505《邦计部·俸禄》：“户增调三匹谷二斗”。），到太和十九年后，“内外百官禄皆准绢给钱，绢匹为钱二百”（注：《魏书》卷110《食货志》。）。北齐天保元年，封东魏孝静帝为中山王，“奉绢三万匹，钱一千万，粟二万石”，实为赏赐性质（注：《魏书》卷12《孝静纪》。）；天保七年定禄秩：“禄率一分以帛，一分以粟，一分以钱”（注：《隋书》卷27《百官志》中，《北齐书》同此。《北史》卷5《魏本纪》五：“奉绢一万疋，钱一万贯。粟二万石”。）。隋初，“以百僚供费不足，台省府寺咸置廨钱，收息取给”（注：《北史》卷75《苏孝慈传》。），即公廨钱。
    赐钱是政府支出的另一大宗。史书中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最多，兹不一一罗列。笔者粗略统计，《魏书》载赐钱26次，分别是：世祖时1次，高祖时10次，世宗时7次，肃宗时1次，孝庄时1次，数量以一二十万居多，最多者一次达百万：《北齐书》载赐钱8次，数额巨大，多至百万（二次），甚至千万；《周书》载赐钱13次，一般为三十万以下，按北周实行大钱，以一当十，十万实则百万。北朝赐钱次数之多、数量之大，也反映出钱币贮藏较多和使用的广泛性。
    总之，北朝后期钱币使用范围日益扩大，除继续发挥交换媒介、价值尺度、贮藏手段等基本职能外，还广泛用于社会生活和国家财政的各个方面，如聚敛、赎金、借贷、馈赠、贪污、赋税、库藏、俸禄、资费、赏赐等多用钱币，可以说钱币使用关乎国计民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方货币经济的复苏和发展状况。何兹全先生指出南朝钱币使用的范围和区域一天天扩大，谷帛使用范围和区域一天天缩小，这种趋势在北朝同样存在。当然，南北朝货币经济的发展水平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总体看来，北朝实物经济色彩浓于南朝，南朝货币经济较北朝发达一些。至于北朝存在的钱币短缺、私铸滥恶、流通混乱等现象，南朝同样存在（何先生认为南朝钱币的根本问题是钱币数量缺乏即筹码不足问题，其他问题居其次），这是战乱时期共性的问题，很难说南北朝有多大的差别。在分裂割据、战争频繁的历史背景下，这些问题也始终得不到妥善解决，制约了商品货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隋朝统一南北后，随着分裂割据局面的结束，中央集权加强，各地经济联系更加密切，货币流通逐步统一，商品经济也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