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塚明教授是日本著名的日清战争史研究专家。日清战争,就是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所说的甲午中日战争。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塚明即以此课题作为研究的主攻方向,历四十余年而笔耕不辍,著述丰富。其建树是多方面的,兹择要评述如次。 一、日清战争开战始于何时? 日清战争是怎样发生的?这本来不成问题。极其明白的历史事实摆在那里,是日本蓄谋已久和精心策划而引起的。这件看似简单的事情,在日本却成了争论不休的问题。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日清战争的开始时间问题。这不难理解,因为开战时间与对战争性质的确定是相互关联的。 关于日清战争的开始时间问题,在日本国内存在两种观点:一是7月25日开始说;一是7月23日开始说。 1894年7月25日上午,日本舰队在丰岛海面不宣而战,发动突然袭击,炮击中国军舰。事后,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倒打一耙,捏造中国军舰向日舰发射了鱼雷,日方才以炮火相加。明治天皇在宣战诏书中提到战争起因时,也指责中国军舰“要击我舰于韩海”[1],将发动战争的责任推给中国。其后,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发布通告称:“今以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7月25日为实际战争开始之日。特此周知。”[2](P46)这就是7月25日开始说之由来,它完全反映了日本官方的观点。 但是,由于日本政府的这个谎撒得太大了,实在经不起推敲,即使在日本国内也难以服众,于是又有了7月23日开始说的提出。甲午战争后不久,曾经担任日本侵华第二军法律顾问的有贺长雄看出政府所宣布的7月25日开始说破绽太大,为了加以弥缝,便在所著《日清战役国际法论》一书中专辟《日清战争的发端》一章,论述日清战争的开始时间问题。其中写道:“日本应以何种事实作为日清战争之开端呢?……依我看来,清国拒绝我方提出的最后谈判建议,日本据此向北京的清廷言明,今后日本将独力从事于朝鲜之改革,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其责任全在中国。因此应以此日为日清两国的和平关系破裂之时。至敌对行为则始于因清国派出兵员,日本与之相应而派出军舰,即7月23日。”[3](P33-34)这就是有贺长雄的7月23日开始说。 本来,有贺长雄提出7月23日开始说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帮日本政府解脱,为其掩盖发动甲午侵华战争的罪行。但是,他的忙却没有帮到点子上,所提出的观点对日本有不利的一面,即它暴露了日本预谋战争而于7月23日派出军舰寻衅的事实。因此,此说提出后,在日本国内不但未受到重视,反而遭到了驳斥。法学博士高桥作卫认为:“如果以部队出动日期为开战时间,日本于(7月)23日出发,清国于(7月)21日出发,那么一场战争便有了两个开始时间。本来,所谓实际战斗,一定有两方相遇,由一方将兵力加于另一方而成立,并非仅由一方的部队由本国出发而成立。说有两个开战时间,必定是一个在先,一个在后,这是没有道理的。”并断然指出:“以7月23日为开战时间的观点是错误的。”[4](P87-88)高桥作卫在批驳有贺长雄的同时,又提不出新的观点,只能再回到维护日本政府7月25日开始说的道路上来。 中塚明教授既不同意日本政府的7月25日开始说,也不同意有贺长雄的7月23日开始说。早在1968年,他就主张:7月23日凌晨,日本军队占领朝鲜王宫,解除朝鲜军队武装,完全控制了朝鲜政府,并在军事上对中国先发制人,已经是战斗行动了[5](P159、162)。后来,他更明确地指出,7月23日日军占领朝鲜王宫标志着甲午战争的开始[6](P55)。并加以说明道:“(日军)占领朝鲜王宫(景福宫),事实上是以采取‘擒朝鲜国王’(《蹇蹇余录草稿缀》)的强制手段,蛮横地让国王发出请求‘公文’(朝鲜政府请求‘由日本军队代为行动驱逐中国军队’的公文)的。由此而发生的就是1894年7月23日占领朝鲜王宫事件。驻扎在汉城的日本军队于7月22日半夜开始行动,7月23日包围、控制了朝鲜王宫景福宫,与此前后还包围了位于汉城的汉城电报总局,切断了经义州通往中国的电信线路,在军事上先发制人的同时,又移兵南下以进击牙山的清军。甲午战争就是这样开始的。”[7](P315)此说不同于有贺长雄以7月23日日本舰队出港为开始时间之说,而以是日凌晨日军攻占朝鲜王宫为战争的开始时间,故可称之为7月23日开始新说。 应当如何评价中塚明的新说呢?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是:甲午战争的当事国究竟是中日两国还是中、朝、日三国?当时,日本政府竭力制造一种假象,似乎从7月23日起朝鲜成为日本的与国,同日本站在一边,都与中国是敌对的关系。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恰恰相反,朝鲜和中国一样,都是遭到日本武力侵犯而受害的一方。连日本驻朝高级外交官(曾任代理公使)杉村濬也不得不承认:“日朝两国的交往,以7月23日事变为界,形式上有了明显的变化。在前一天还以清国为后援反对我国的韩国政府,从当天起不得不接受我方的指导,站在敌视清国的地位。然而,这只是表面的现象,内心里却相反……还不能自行忘记崇拜中国的念头。”日军攻占朝鲜王宫后,见朝鲜政府虽已处于军事控制之下,但仍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深切感到“与我征清的名义不符,对我颇为不利”。于是,便强迫朝鲜签订了一份所谓《攻守同盟》,声明“两国政府对清国已站在攻守相助的立场上”。并规定:“日本国对清国担负着攻守战争的责任,朝鲜国要为日军的进退及粮草供应,准备提供尽可能的方便条件。”[8](P45、48)这就是用胁迫手段硬将朝鲜绑在日本的侵略战车上,事实上朝鲜也是日本侵略的受害者,并不能以此说明它是站在日本一边的。中塚明通观战争全局,高屋建瓴,强调战争的当事国是日、朝、中三国,其中日本是侵略的一方,朝鲜和中国都是被侵略的一方,这就揭破了日本政府所制造的假象,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并有助于对战争性质的确定。 另外,还需要弄清楚的问题是:杉村濬所说的“7月23日事变”属于什么性质的事件?对此给予明确的答案,是十分必要的。当时,英国的著名国际法权威、剑桥大学教授韦斯特莱克曾就日中开战事发表评论,认为“战争可由实际的战斗得以成立”[9]。那么,“7月23日事变”能否称为“实际的战斗”呢?据日方记述:“此日前后小战两次(王宫及东营),我兵仅仅死一伤五,而朝鲜兵却死17名,受伤70余名。其他军旗刀剑、步枪大炮等,为我所有者如山。……这样,我兵完全占领了王城的四门。”[10](P223-224)随后,日军便突闯朝鲜王宫,将“国王、王妃及王太子移居宫内东边的一座宫殿内”,“宫内外一切均由我(日)军负责警卫,庆余楼下作为(日军)本部”[8](P34)。日军为攻占朝鲜王宫和东营(朝军驻地)而“小战两次”,双方死伤近百人,怎能不是“实际的战斗”呢?虽然这只是一场不对称的战斗,但不可否认它仍然是发生于日朝两国之间的战争。显而易见,日本发动甲午侵略战争,确实是从攻占朝鲜王宫开始的。至于其后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暂定合同条款》,对7月23日的“冲突”规定“不予追究”责任[8](P46-47),以至后来悍然吞并朝鲜,也决不能以此改变“7月23日事变”的性质。 由此可知,中塚明新说的提出,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此说不仅可以提醒人们全面了解日本发动这场战争的整个过程,而且有助于对战争的性质作出正确的判断。若以国别划分的话,则这场战争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7月23日事变”为起点,乃是日本发动的对朝鲜的侵略战争;第二阶段,以7月25日丰岛海战为起点,乃是日本发动的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所以,日本作为战争的一方,其从事的战争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朝鲜和中国作为战争的另一方,其从事的抵抗则是正义的、反侵略的自卫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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