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陆奥外交”是和平外交还是开战外交？
    陆奥宗光作为日本外务大臣，以外交手段“狡狯”而闻名，对促成甲午对华开战负有重大的责任。但是，在日本国内，长期以来流行着一种观点，认为“陆奥外交”是“和平主义”的。这似乎已成定论了。能够敢于站出来对此提出质疑者，中塚明堪称为代表人物。
    在日本，“陆奥外交”是和平外交的观点，其始作俑者就是陆奥宗光本人。陆奥完光在其所著《蹇蹇录》中宣称：日本派重兵入朝，是为了“以备不测，并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均势”[11]（P9）。在陆奥宗光的笔下，把出兵朝鲜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写得如此轻松，就容易示人以假象，似乎日本派兵并不是要挑起事端，而是为了和平，维持中日“势力均衡”而已。于是，所谓“维持势力均衡”论，便成了“陆奥外交”是和平外交说的一个主要论点。
    已故日本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信夫清三郎是一位正直的历史学家，他所主持编写的两卷本《日本外交史》和个人专著四卷本《日本政治史》，皆先后译成中文出版，在中国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他批判日本的旧史学，认为：“旧史学由于方法方面的缺陷，未能深入于现象的本质，或者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甚至观念被歪曲，这都是由其立场带来的必然结果。”并在晚年回忆自己一生的学术道路时，特别指出：自进入学术界，“便对继续不断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分析，使之成为自己研究学问的出发点，不畏铸错，往来于日本政治史的研究领域，历经五十年”[12]（《序》及《译者说明》）。像信夫清三郎这样优秀的历史学家，竟然也未能看穿陆奥宗光的谎言，相信陆奥宗光的出发点是和平地解决朝鲜问题，出兵是出于无奈和被迫的。他写道：“陆奥外相必须为和平收拾时局而努力，但是在清国已经出兵的情况下，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已经不能厚着脸皮后退了。”即使出兵，他仍然主张“维持努力均衡”政策。至于后来走向战争，“这就不是陆奥外相的意志，而是他人的意志了”[12]（P77、84）。信夫清三郎可能不会想到，他的这个论断后来在日本被普遍接受，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了。1995年夏，我有机会参观日本外务省史料馆组织的“陆奥宗光与日清战争特别展示史料”展览，发现无论在陈列史料的选择和布置上，还是在讲解员的介绍中，都着意地突显了“陆奥外交”的和平主义色彩。可见，此说也是一直为日本官方所十分欣赏的。
    信夫清三郎所说甲午开战并“不是陆奥外相的意志，而是他人的意志”这句话，应该怎样理解呢？这里的“他人”又指的是谁呢？原来，所谓的“他人”，是指以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为代表的日本参谋本部。在信夫清三郎看来，在日清开战问题上，外务省的态度与军部是根本不同的。中塚明称其为“二重外交”论[13]（P105）。对此，继承了信夫清三郎观点的日本九州工业大学教授藤村道生写道：“向日清战争方向发展……是由参谋本部计划的，客观地看，整个政府是在参谋本部所铺设的道路上行进的。”[14]（P81）这就是说，挑起战争的责任完全在军部，而主持外交事务的陆奥宗光只不过是被军部牵着鼻子走上开战的道路罢了。这种以“二重外交”论作为“陆奥外交”是和平外交说的支撑点的做法，是完全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验的。
    中塚明对陆奥宗光的《蹇蹇录》曾作过非常仔细的研究。他将从日本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发现的《蹇蹇录》的口述草稿《蹇蹇余录草稿缀》，与外省1896年第一次刊本和1982年第二次刊本进行比较研究，并对《蹇蹇录》一书作了仔细的订正，仅校注即达一百多条[15]。他发现，从《蹇蹇录》的口述草稿到外务省第一版和第二版，在许多地方“都作了与事实相违的虚假记述”。根据自己的这一发现，他对上述伪造的历史进行辨正，出版了专著《〈蹇蹇录〉的世界》。他认为，就日本方面来说，外交手段与军事手段，本是贯彻其战争方针的两手。即以外交为“先驱”，继之以军事为“后援”，最终达到对中国开战的目的[13]（P171）。后来，日本的挑衅终于成功，陆奥宗光自鸣得意地在《蹇蹇录》的口述草稿里说：“我国从此断绝与清国的外交关系，由迄今之外交先驱、军事后援之局面，一变而为军事独断之舞台。”这就不打自招地承认他所推行的外交是为军事行动铺路的。所以，中塚明指出，这是明确“宣示陆奥所主导的外交当局为日清开战的先驱”[13]（P111）。可见，所谓“二重外交”云云，完全脱离了历史实际，若陆奥宗光本人在世也是不会认同的。
    本来，要确定“陆奥外交”的性质，应该根据陆奥宗光本人的言行来作出判断。不过，这话说起来容易，但要真正做到并不容易。同样是根据陆奥宗光本人的言行，“陆奥外交”是和平外交论者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陆奥外交’中，‘表里两层含义’最后统一于和平手段，是不允许有超越这个范围的其他‘手段’存在的。”[12]（P84）这里所说的“表里两层含义”，是指日本决定出兵朝鲜后，陆奥宗光在发给驻日公使大鸟圭介训令中对朝鲜局势发展的两种可能性而提出的应对办法。陆奥宗光称：“我国政府的希望，苟能无损于国家名誉，仍愿竭尽和平手段解决这一事件。因此，当大鸟公使由东京出发时，我曾授与该公使最详细的几则训令。其中有：‘根据朝鲜今后形势，政府虽将派遣相当的军队赴朝，但非至万不得已时，仍应以和平手段解决事局为第一。’但是，由于当时的形势已告紧迫，所以在上述训令中又附加一项指示：‘倘局势不及请示本国训令时，该公使得采取认为适当的便宜措施。’在这项训令中，似乎含有表里不一的两种方针，但在这种形势下，对派往外国的使节给予非常的权力，也是不得已的。”[11]（P18-19）可知所谓“表里两层含义”，指的就是和与战两种方针。将陆奥宗光的这些话理解为他偏重于采取和平方针，是否正确呢？这是必须认真辨明的。
    不难看出，这种理解的根据是日本政府所确定的基本方针，其中有这样几条：（1）“中日两国既已各自派出军队，何时发生冲突虽然未可逆料，如果发生战争，我国当然要倾注全力贯彻最初的目的”；（2）“在不破坏和平的情况下，应尽力保全国家荣誉，维持中日两国的势力均势”；（3）“除非事势万不得已外，必须把事态严格地局限在中日两国之间，应极力避免和第三国发生纠葛”[11]（P10）。这里的意思本来非常清楚，但在第一条中用了一组含义模糊的词“最初的目的”，便极容易引起误解。论者将“最初的目的”与“维持势力均衡”视为相同的意思，显然不妥。因为这一条讲的是，如果发生战争而应采取何种对策。所说“要倾注全力贯彻最初的目的”，当然不会是要“维持势力均衡”，而是要坚决打败中国了。
    事实上，当大鸟圭介离日返任前，陆奥宗光已将他的开战决心告诉了大鸟圭介：“我们在韩国必须取得优势。这是我们不能等闲视之的着眼点。我们有即使不得不诉诸干戈亦在所不辞的决心。因此，在向这个方面前进时，即使因阁下的措施而和平破裂，我将完全为之负责。阁下莫如有过激的思想，采取毫无顾忌的断然措施。”[15]（P257）陆奥宗光的这些话，使大鸟受到极大的鼓舞。他回忆道：“我询问陆奥的意向，不料他却与我等所见一致，想借此机会把清国打败，我兴奋喜悦不已，立即搭乘八重山号军舰从横须贺出发。此时，我向送行的陆奥说：这次我不想生还了。陆奥挥洒着热泪说：你死了，我一定把你的遗骨运回日本，好好干吧！”[17]陆奥宗光与大鸟圭介这番生离死别时的肺腑之言，不正说明所谓“最初的目的”，就是要“采取毫无顾忌的断然措施”，“把清国打败”吗？
    大鸟圭介回任后，每当遇到困难而决心动摇时，陆奥宗光总是给他鼓劲打气，命他一定要回到“最初的目的”上来，并告以：“关于对朝鲜将来之政策，日本政府不得已或至采取强硬之处置。”[18]（P88）在陆奥宗光的指使下，大鸟圭介提出对朝鲜采取“擒王劫政”的暴力手段。包括首相伊藤博文在内的大多数内阁成员，因担心会引起列强的干预，不敢贸然采纳大鸟圭介的建议。陆奥宗光则一意孤行，认为：“桌上议论不必多费唇舌，除从实际出发，根据朝鲜局势的演变，采取临变的措施以外，已经没有再处理其他问题的时间。”于是，电令大鸟圭介：“目前有采取断然措施的必要，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随后，又派专人传达密令：“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急务。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一切责任由我负之，该公使丝毫不必有内顾之虑。”[11]（P68-69）可见，陆奥宗光的开战决心早就下定，他要不顾一切地挑起战争了。
    从陆奥宗光的自述材料看，虽然行文中多有掩饰，终究无法否定基本的历史事实，更何况字里行间不时流露出以挑起甲午战争手段“狡狯”而自得之意，说明他并不否认自己是发动甲午侵略战争的重要决策者。为之曲意回护，是完全不必要的。陆奥宗光本人的言行已经充分表明，“陆奥外交”决不是什么和平外交，而是预谋战争的外交，即开战外交。正如中塚明所指出的：“日清战争的开战外交，乃是陆奥外相的立场所决定的，也是‘陆奥外交’的本质所在。”[29]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