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清战争是偶然发生的吗？
    近年以来，日清战争偶然发生说在日本盛行起来。如称：“日本政府不是有意识要开战才出兵的……是试图保持和清国的协调的。”[19]“日本政府在外交、军事上对朝政策不是指向对清战争的，‘六二出兵’（1894年6月2日日本内阁作出出兵朝鲜决定）及日清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案，也不是要对清国进行‘挑衅’，实现日清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才是‘六二出兵’的真正意图。”[20]（P75）如此等等，都是完全不顾最基本的历史事实之论。中塚明说：“总的看来，他们都主张日清战争是由于偶然因素而爆发的非计划、非预谋的战争，日本政府出于内政原因，或者说是偶然的阴差阳错，才不得不开始了并不希望发生的战争……只强调日本外交政策的一个侧面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主张的基干，我个人完全不认为这样可以全面地清楚地解释日本为什么走上了日清战争的道路……无论哪一个决策者都明白，向争端地区派遣重武装的大军，假如没有搞军事冲突的决心，是不可能走出这一步的。”[21]（9-100）信哉斯言！
    日清战争“偶然”说的要害，是回避问题的根本所在，而去侈谈事件的某些枝节和表象，以达到否认日本政府处心积虑预谋战争的目的。中塚明不仅指出了“偶发”论者在思维方法上的偏差，还以确凿的历史事实驳斥了“偶发”论之妄说。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即曾对日本参谋本部预谋战争的计划提出了有力的佐证[13]（P77-80）。这就是1887年春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陆军大佐小川又次所起草的《清国征讨方略》。
    《清国征讨方略》提出，要在五年内做好战争准备，先以“海军击败清国海军”，然后“攻占北京，擒获清帝”，“使之结城下之盟，达我目的”。这是一个分割和灭亡中国的计划。文件建议：日本战胜后，应将中国分割为六块：（1）将山海关至西长城以南，直隶、山西省之地，河南省之黄河北岸，山东全省（含登州府管辖之地），江苏省之黄河故道、宝应湖、镇江府、太湖，浙江省之杭州府、绍兴府、宁波府东北之地，盛京盖州以南之旅顺半岛，浙江舟山群岛，台湾全省与澎湖群岛，及长江沿岸10日里（1日里约合8华里）之地，皆划入日本版图。（2）东三省及内兴安岭山脉以东、长城以北之地分给清朝，使之“独立”于满洲。（3）于中国本部割长江以南之地，迎明朝后裔，建立王国，使之成为日本的保护国，以镇抚民心。（4）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再建一王国，为日本的属国。（5）于西藏、青海、天山南麓，立达赖喇嘛。（6）于内蒙古、甘肃省、准噶尔，选其酋长或杰出者为各部之长，由日本监视之。文件最后还大力鼓吹：“于此时，我国断然先发制人，制订进取计划，谋求国家他日之安宁与幸福，实今日之最大急务也。于清国之可乘之机，乃欧洲或中亚战乱之时，现在磨刀以待时机，最为重要。”[22]《清国征讨方略》完全符合参谋本部日后进行大陆作战的基本思路，表明早在甲午战争的七年前日本已就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进行了周密的策划。
    此后，中塚明对此问题并没有放弃探究。近年，他又从福岛县立图书馆的“佐藤文库”中发现了1887年由海军军官提出的六份《征清方策》。这六份《征清方策》的总的作战目标与小川又次的《清国征讨方略》一样，都是以攻占北京为要着，但从海军作战的角度考虑，必须要完成以下任务：（1）打败北洋舰队，即“与北洋舰队决斗，将其击溃”。（2）谋取海军之前进根据地：一则先以前锋部队攻占旅顺，然后“开拓进攻北京之要道”；一则“占领山东省之要冲，而后掩护陆军部队登陆，最后将舰队根据地设在威海卫，侵入直隶湾，轰击沿岸炮台及其他要地，以援助陆军部队进攻北京”。（3）选择进攻北京之上陆地点，应尽可能接近主要进攻目标北京，以直隶省抚宁县“作为进攻北京之策源”较为适宜，先“乘夜暗之机，搜索直隶抚宁县沿海，以各运输舰为先导，炮击摧毁沿海之炮台要塞，以支援陆军部队登陆，并防备敌炮舰或水雷船来袭”，“在全军渡海完结后，应向北京逐步进军”[23]。
    以上六份《征清方策》，其中有五份是参谋本部海军部的科长或科员提出的，与小川又次的《清国征讨方略》联系起来看，可知这是参谋本部预谋要对中国开战，便有组织地讨论作战构想和方案，从而证明日本之发动大规模的甲午侵华战争，决不能归结为偶然性的原因。这次战争之所以发生，是经过了日本侵略者的长期精心策划，完全是蓄谋已久的。所以，中塚明指出：“日本从政府到军队，预先就设想了和中国交战的时机并做了尽可能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才断然出兵的。而且，日中间的交战，至少从1887年开始，具体的作战计划就已经被构想出来了。”[21]这是确凿不移的结论。
    中塚明教授的日清战争研究，是建立在详细占有和考辨史料的基础之上的。他为了验证日方记载之可靠与否，曾先后查找出了日本参谋本部所编《日清战史》的原始草稿和日本海军军令部未刊的《二十七八年海战秘史》，并先后多次到朝鲜、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和调查。最后，他断定日本官方记载多有编造之处。为此，他专门出版了《伪造历史的修正》一书，以对伪造历史者深入揭露和鞭挞。与此同时，他还对日本国内掀起的宣扬“皇国史观”、“侵略史观”的浊浪采取坚决批判的态度[24]。数十年来，他从不趋时阿俗，在研究工作中努力维护史学自身的独立品格，坚持征实考信，求真纠谬，秉笔直书，激浊扬清，堪称日本的“董狐”，不愧是一位值得尊敬和学习的正直历史学家。
    〔附录：中塚明（1929-），男，日本大阪人。日本奈良女子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学术会议委员。著有《日清战争の研究》（1968年）、《新订〈蹇蹇录--日清战争外交秘录〉》（1983年）、《〈蹇蹇录〉の世界》（1992年）、《近代日本の朝鲜认识》（1993年）、《近代日本と朝鲜》（1994年）、《历史の伪造をただす》（1997年）、《历史家の仕事》（2000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