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科学结论，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高度重视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3页。）列宁也多次提出：“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根本任务之一，因为不这样就不可能最终地过渡到共产主义。”（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7页。）但是，像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样，明确把生产力要素和对政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作用大小、好坏等价值判断联系起来，并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确立为价值判断的根本标准，在马克思主义党建史上却还从来没有过。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这一科学结论，并非是偶来之笔。它既是对党创立以来诸方面经验的深刻总结和升华，也暗含着与国民党政府纲领及政策比量时自觉掌握历史发展规律的自信，更蕴涵着对未来党制定和实施各项纲领、路线、方针以及政策的一种预见性。这一科学结论，从其提出的一开始，就远非党在某个历史阶段针对某种特殊情况所提出的具体论断，而是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只是遗憾的是，限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这一思想并没有进一步系统展开。建国之后，特别是毛泽东在晚年时期，逐渐背离了他早年的正确认识（注：这一点集中反映在党的九大通过的“五十字建党纲领”中。纲领规定：“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在这里“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成为建党的惟一宗旨和要求。而对于生产发展等问题却毫未提及。详见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217页。），这无疑严重影响了党的建设以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
    二、系统归纳了党的先进性的基本构成要素
    七大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初步确立了检验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标准，而且还进一步系统归纳了党的先进性的基本构成要素，即阶级基础的先进性、群众基础的广泛性、理论指南的科学性以及历史实践的进步性。这些要素辩证统一，共同构成了党的先进性这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特质。
    首先，党的阶级性质的先进性。政党的阶级属性，从根本上决定着它的性质、宗旨和使命，决定着其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着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在创立时期，党就认识到自身“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90页。）。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党始终坚持了这一建党原则。七大党章开篇即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它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15页。）七大召开之时，正逢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社会主要矛盾即将发生重大转变的历史转折关头，在这一特殊时期，党旗帜鲜明地重申自己的阶级性，对于进一步推动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对于彰显自身与国民党以及两党分别代表的两个前途之间的本质区别，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其次，党的群众基础的广泛性。中国国情和革命道路的特殊性，决定了党在进行自身建设时必须大量吸收来自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但是，大革命失败后，从八七会议开始，很长一段时间内，“惟成分论”错误思想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奉行这一方针的教条主义者从本本出发，认为判断党的先进性的基本标准在于党员的阶级构成，一味强调从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而完全忽视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于1928年召开的党的六大选出的36名中央委员中，21名是工人，而大量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知识分子干部却没能进入中央委员会。
    这一错误方针，受到了毛泽东等党内同志的坚决抵制。1929年12月下旬，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的古田会议明确指出：“以后新分子入党的条件：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以上五个条件完备的人才能够介绍他进党。”可以看出，这五项条件突出强调了“政治观念”的“没有错误”等条件。而对当时“惟成分论”所强调的阶级出身问题却并没有作出削足适履式的规定。这就在事实上突破了“惟成分论”的错误方针。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错误方针在全党并没有得到根本纠正，反而在实践中继续发展，并给中国革命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遵义会议之后，这一情况逐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毛泽东多次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2页。）“为了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共产党必须扩大自己的组织，向着真诚革命、信仰党的主义、拥护党的政策、并愿意服从纪律、努力工作的广大工人、农民和青年积极分子开门，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3～524页。）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七大召开之时，党内某些同志仍然残留着诸如“只是注意党内的工农成份，而惧怕有能力的知识分子”（注：《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29页。）之类的错误思想。对此，七大进一步明确指出：仅仅是党员的社会出身，还不能决定我们党的性质。决定党的性质的东西，“是我们党的政治斗争与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而我们党的总纲及党的组织原则，则保障了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因此，“我们党应该十分注意吸收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但还必须大量吸收一切劳动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入党，才能使我们党成为一个广大群众性的、强有力的党”（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25页。）。这就进一步把人们的认识统一到正确思想上来。
    再次，理论指南的科学性。先进的阶级性为党取得革命领导权提供了坚实的阶级基础，然而，要想使党真正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还必须拥有科学的理论指南，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指导，必须学会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都具备中国的特性。在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产物--毛泽东思想经多方面系统展开而达到成熟阶段。对这一科学理论，党的七大进行了科学阐释：“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3页。）。七大把这一科学理论写入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115页。）这既是党实现自身先进性的重要标志，也为党继续保持自身先进性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