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是古代希腊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战后希腊奴隶制城邦开始转入危机时期。面对城邦经济的瓦解、政治的动荡不安、社会风气的败坏，古典时代最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亚里斯多德提出了一套挽救城邦危机的设想。虽然，历史并没有以亚里斯多德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他的教育思想和具体的教育主张，却对当时希腊及以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学有着极大的影响。本文试就亚里斯多德以教育挽救城邦危机的问题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
    马克思曾经指出：“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在原始的东方公有制解体以后，奴隶制真正支配生产以前还构成古典社会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①。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及战后，由于奴隶制和商品货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奴隶制在生产的各个领域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希腊奴隶制城邦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城邦公民的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开始土崩瓦解。
    农民是战争的最主要的受害者。兵燹祸及的地区，被敌人弄成一片焦土，农民破产，失去土地而无产化。与此同时则是土地的高度集中。斯巴达公民份地原属于国有，到公元前四世纪初，正式承认土地可以转让了。莱喀古土立法初期，全邦共有公民九千户，份地九千份。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土地兼并激烈，至公元前四世纪，“管有田产的公民——战士只剩约一千五百户了”②。
    在城市，由于手工业产业的集中，也发生了小生产者的破产、分化。雅典雄辩家吕西亚的演说中提到他的工厂（手工业作坊）已具有一百二十个奴隶的规模了。奴隶劳动在手工业作坊里占主要地位，但同时作坊也雇佣破产了的自由民，这些自由民小手工艺者的处境趋于恶化。
    小农经济和独立手工业的解体，标志着古典社会奴隶制城邦的由盛而衰，城邦的政治危机也开始了。
    由于公民失地、破产，人数锐减，希腊城邦的阶级基础随之发生了动摇。一个人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在政治上失去公民权利，诸如参加公民大会、选举与被选举权、陪审权、会餐权；由于无力出资装备武器，也就失去了军事训练，担任战士的权利。与失地公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少数富有公民的权力却愈来愈大。公元前五世纪末的雅典党争，无论是寡头党执政，还是民主党执政，都对公民数量严加限制，政治权利只赋予少数最富有者。雅典寡头党公元前411年政变后， 把最高权力授予四百人议事会，四百人议事会独断专行，凡事皆不与五千全权公民商议，甚至没开过公民大会。“三十僭主政府”统治时期，三十人组成的委员会实际掌有雅典的最高权力。
    奴隶制城邦危机的核心内容是公民在经济上的贫与富的分化和政治上有权与无权的分化。这种分化的直接后果则是社会风气和公民精神面貌的改变，是城邦的精神危机。
    伯罗奔尼撒战争打乱了公民旧有的生活秩序，人们的思想、政治道德观念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雅典，修昔的底斯曾说：“战争是一个严厉的教师；战争使他们不易得到他们的日常需要，……因此使大多数人的心志降低到他们实际环境的水平之下。……为了适合事物的改变，常用辞句的意义也必须改变了。过去被看作是不瞻前顾后的侵略行为，现在被看作是党派对于它的成员所要求的勇敢；考虑将来而等待时机，被看作是懦夫的别名；中庸思想只是软弱的外衣；从各方面了解一个问题的能力，就是表示他完全不适于行动……”③。在斯巴达：“拉西第蒙人的国家在推翻雅典霸权并被金银充满之后不久，它就开始忍受纷乱和腐化的痛苦了”④。少数富有者随着政治权力的日益膨胀，变得更加贪婪、纵欲，常常因为“名位或荣誉的不平”而“引起争端”。这些人在名利、权欲的驱使下，互相诛杀，因而公元前四世纪前后，希腊各邦屡屡发生内讧、政变，仅《政治学》一书就列举了近五十个城邦的政变。战争中发展起来的粮食投机，也用于许多别的方面，它深深地腐蚀着公民的灵魂，形成了人的价值与社会地位完全依赖其财产的状况。公元前四世纪后半期的米南德曾在一篇喜剧中说：“神是空气和水，太阳和光——哲学家们如是说，但是我却发现：对我们唯一有用的神乃是黄金和白银。假如你把这两位神引到你的家里，只要你认为好的东西你都可以想望，而这一切马上就会是你的了。譬如庄园、房舍、银器、朋友、阿谀逢迎的仆人、见证人和告密者。你只要多给一点儿钱，就连带神自己也会作你的仆役”⑤。少数富室投机所得的金钱，除了扩大再生产外，就都花在奢侈的生活上，堂皇的宫邸，美食盛筵、名厨俊仆，……整个希腊奢侈之风甚盛。为了满足穷侈极欲的生活，他们利用到手的权力谋私利。斯巴达、克里特等城邦的长老“在处理公务的时候往往有循私舞弊的事情”，并且“生活不受拘束”⑥。难怪亚里斯多德说这些富人“好象被病魔所缠”，他们的情况“实际是病态”。这的确是一种难以医治的“病态”，富人尽管有着优裕的物质享受，但他们精神上却是十分空虚的。他们已不能胜任往日公民对城邦应尽的职责；社会义务、强迫公债、课税、国赋等；特别是一些新兴富豪，对本城邦的安危漠不关心，正如吕西亚所说：“这些人把凡是他们在其间有利可图的国家都当作自己的祖国，因为他们不是在国家而是在财产上看到自己的祖国的”⑦。城邦中“同贫穷结合”的多数——穷人，由于他们丧失了财产，失去了生活的手段，整天为衣食奔波，因此他们既无资财也无暇关心城邦的生存，特别在“遭逢战争的期间，穷人要是无法生活而城邦又不予供给，他们就不愿为国效劳”⑧。摆在穷人面前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是充当“雇佣兵”，成为企图推翻合法政府实行独裁统治的野心家的工具；另一条出路就是聚众起义。公元前399年斯巴达季那屯“聚众叛变”， “阴谋诛戮斯巴达权贵”⑨。季那屯密谋起义是以贫民和赫卢太奴隶为其主要支柱的。这次密谋虽然失败了，但它也说明奴隶制城邦从全盛走向危机。
    富者不能胜任城邦的职责，穷人不能也不愿履行过去的义务，这一切都表明原有城邦公民精神的丧失，希腊奴隶制城邦发生了严重的精神危机。
    面对城邦危机这一严酷的事实，不少政治家、思想家都在想方设法挽救这场不可避免的危机，亚里斯多德可算他们之中最突出的代表。他从城邦的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都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张，他不仅要恢复城邦全盛时期的繁荣，而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理想城邦”、“最优良政体”，使城邦形式永存。
    面对当时希腊城邦公民精神的一蹶不振，亚里斯多德把按照政体精神实施的公民教育看作“保全政体诸方法中，最重大的一端”⑩；主张通过教育培养公民“中庸”、“适度”的美德来振奋公民精神，挽救城邦的精神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