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亚里斯多德尖锐地指出：“邦国如果忽视教育，其政治必将毁损”（11）。他认为不同的教育所造就的各种公民就将决定城邦的不同政体，“政体随人民性格的高下而有异，必须使其性格较高而后可以缔造较高的政治制度”（12）。亚里斯多德主张“理想城邦”的教育要为城邦“更番迭代”的政体服务，要从数量和质量上保证城邦“公民团体”的永存，要为城邦培养一支强大的公民兵，因此，教育必须由城邦（国家）统一管理，并通过立法保证教育的实施。
    在亚里斯多德的“理想城邦”中，为了防止被统治的人们联合四郊的人们共谋革命，他主张城邦应为“更番迭代”的政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为相同的一个公民集团中的两个不同年龄的“编组”，即高龄公民和青壮公民，高龄公民先为主政的统治者，青壮公民则为受人治理的被统治者，到达适当年岁，青壮公民就要接替高龄公民的统治职责。城邦的教育为适应“更番迭代”政体的需要，也应“更番迭代”，对于同是公民来讲，两个不同编组的公民都应受相同的教育，但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讲，两者的教育“就应当相异”。对于青年“要明白主政的良规，必先学习服从的道理”，既学习“自由人统治体制中顺从的道理”，也要“熟悉遵从只宜主奴统治的规律”（13）；既能作为顺从的被统治者，又能作为统治奴隶的统治者。这才是“性格较高”的公民。城邦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公民，才能实现“更番迭代”的政体，城邦形式就能生存久长。
    亚里斯多德认为：“城邦不论是哪种类型，它的最高治权一定寄托于‘公民团体’，公民团体实际上就是城邦制度”（14）。因此，组成城邦公民团体的人“就应该是以道德优良的生活为宗旨而既能治理又乐于受治的人们”（15）。城邦不仅要从数量上，更重要是从质量和秉赋上保持公民团体永存，巩固城邦制度，问题的关键在教育，只有教育“才能使它（城邦）成为团体而达成统一”（16）。
    亚里斯多德的公民教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时代特点。首先，他针对当时公民的两极分化，给公民划定了一个十分严格的界限：“全称的公民是凡得参加司法事务和政权机构的人们”（17）。作为公民有两个必备的条件：一是必须家有财产，因为财产有助于人生的“善德善行”，而且也不致使“他们（才德优胜的公民）从事于不称其才德的贱业”；二是必须有充分的“闲暇”，因为公民要从政和培养善德必须有时间，不因日常生活而终身忙碌不已。在以上两个必备的条件中，第一个条件是前提，“有产”才能“有闲”，“有闲”才能接受教育，然后才有可能从事政治活动，从而取得公民的权利；反之，家无财产，整天为衣食操劳而忙于田畴或从事其他“贱业”，终日不得“闲暇”，也就不能接受教育，难免于“愚昧”，更无暇和无心参加政治活动，这样的公民当然从此失去了政治权利，失去了公民资格。很显然，亚里斯多德的公民教育是施教于有产和有闲的阶级的，那些因破产而无产和无闲的贫民是被排除在教育之外的，更不用说那些被当作“有生命的财产”的奴隶了。其次，亚里斯多德面对当时社会分化，富者过富，贫者过贫；只占公民之少数的富者贪婪、纵欲但愿治理他人而不乐于受治；占公民多数的贫者，无资财更无闲暇参加政治活动，不能治理他人，也不乐于受治于富者等社会现实，认为两者的品德均不符合组成公民团体的要求，不能从数量和质量上保证“理想城邦”的阶级基础，即才德兼备的公民。为此，他对城邦教育提出了明确的培养目标：公民应成为“好公民”、“善人”。“好公民”“善人”必须具备：一，“中庸”和“适度”的美德。二，区别于奴隶的品格。
    亚里斯多德认为“善德就在行于‘中庸’”（18）。“德性是一种适度或中间的情形”（19），而“美德乃是牵涉到选择时的一种性格状况，一种中庸之道……它乃是两种恶行——即由于过多和由于不足而引起的两种恶行——之间的中道。……因此，就其实质和就表述其本质的定义而言，美德是一种中庸……”（20）。因此，“理想城邦”中的“好公民”、“善人”就是处于“［毋过毋不及的］中间境界”（21）的人们。“中庸”和“适度”的美德，也就是传统的古希腊公民的“四德”：（一）“节制”或温厚；（二）正义，（三）“勇毅”；（四）“端谨”或“明哲”。“节制”是快乐和痛苦的适度；“正义”为公正，为偏和倚的中间；“恐惧”和“自恃”的情感中的适度是“勇毅”；狂妄无知与谨小慎微的适度则为“端谨”。四德之中的“明哲”（端谨）是唯一专属于统治者的德性。亚里斯多德认为“好公民”在作为政治家（官吏）时，应和“善人”相同而具有明哲端谨的品行，作为被统治的自由公民时，也应和“善人”相同而具有“节制”、“正义”、“勇毅”的品德。特别应具有信从的品德，也就是具有忠于统治者，作统治者的驯服工具的品德。每一公民如若都具备“善人”的“四德”，当其政治地位轮番转换时，他所表现的品德也随之作相应的转换。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各自具备所应具备的品德，就可合力完成“较高的事业”——建立“理想城邦”的“最优良政体”。
    亚里斯多德认为只有依赖教育，才能使公民具有中膺和适度的美德。他按照人类生理的“自然阶梯”所划分的教育阶段中，在贯穿教育过程中的教育内容方面，以及在教授方法上，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主张不仅要培养公民“中庸”、“适度”的美德，而且这些主张本身也都贯穿一种中间、适度的思想。首先，亚里斯多德把教育分为三个阶段：（一）姻婚和育儿以健康、天赋为主，重视体格教育。（二）儿童和青年，以情欲、习惯为主，重视行为教育。（三）青年至成人以思辩和理性为主，重视哲学教育。划分这三个阶段也就是分别对“天赋”、“习惯”、“理性”（‘天赋’‘习惯’以外的一切才能、智慧和品德）的协调，避免出现“过与不及”的状况，使每个受教育的公民具备中庸和适度的诸“善德”。其次，在具体课程的设置方面，亚里斯多德更严格遵守中间、适度的原则，注重从教育内容方面最直接地、具体地培养公民应具备的品质、秉赋。他主张：“儿童教育必须包括那些有用而确属必要的课目，但又无须把一切实用的课目全都收纳。”亚里斯多德把课程内容分为“适宜于”和“不适宜于”自由人操作的两类，即使在适宜于自由人操作的一类中，他主张也应该作“某种程度的限制”，不可“着意用力”，换言之，就是要适度为好，否则这类课目也会成为妨障身心的“工艺”或“技术”，也就未免鄙贱，近乎“工匠”而缺乏智慧、明哲。在他所规定的四门基础课目（读写、体操、音乐和绘画）中，亚里斯多德认为读写和绘画属实用的业务，体操和音乐有利于善德的操修。体操训练可以培养人们勇毅的品德，“只有真正勇毅的人们才能正视危难而毫不畏缩”（22）。音乐是一门“培养德性的功课”，它可以获至“最高尚的快乐”，而只有“善德最大的人”才能感受，因此音乐与“善德”是相辅相成的。音乐可以陶冶性情，它的节奏和旋律反映了性格的真相——愤怒与和顺的形象，勇毅与节制的形象，以及一切和这些相反的形象，其他种种性格或情操（盖指正义和节制等——译者）的形象”（23）。亚里斯多德认为这些中庸、适度美德的形象在音乐中表现得最为逼真，当这些形象渗入人们的听觉时，可以激荡着灵魂而使之发生变化。不同的乐调，对人们可激发不同的感应，或使人情惨志郁，或使人心情舒畅，或激发人们的热忱，鼓舞斗志……总之，音乐为一门基础课目，具有比其他课目更为高尚的意义。因此，亚里斯多德特别重视音乐的教授，也就更加严格地遵守两个极端之间的“中庸之道”。在教授方法、乐调选择诸方面，无不贯穿着中庸、适度的精神。“杜里调正是诸调间的中调，所以在少年们的音乐教育中应用杜里调的音节和歌词最为相宜”（24）。他要求音乐教育要符合三条标准——“中庸标准，可能标准和适当标准”（25）（句中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亚里斯多德认为：“趋向这一端或那一端——过美、过强、过贵、过富或太丑、太弱、太贱、太穷——的人们都是不愿顺从理性的引导的”（26），只有按照他的主张所培养出的公民——具有“中庸”、“适度”美德的公民，才是“最能顺从理性”的人们。一个城邦若由属于“中间境界”的人组成公民团体，就能实现最优良政体，从根本上达到巩固城邦制度的目的。
    公民除在“更番迭代”政体中治理被统治的自由民以外，主要地是统治广大奴隶。因此，亚里斯多德在教育过程、教育内容和教授方法上时刻不忘培养公民区别于奴隶的品格。为了使未来的公民不致“降为奴隶的侪辈”，亚里斯多德主张在儿童的早期教育阶段中，要从整个社会环境方面对儿童进行作好自由人的“文明教育”。他强调“不要让儿童在奴隶们之间消遣他们的光阴”（27）；他根据这个时期儿童“容易熏染”，任何卑鄙的见闻都可养成不良的恶习，主张训导都应在家中施行。他还主张用立法的形式在全邦杜绝一切秽亵的语言，不使儿童听到，更不使他们口出任何恶言；对于那些不顾一切禁令，仍然发作秽亵的语言和举动的人，必须予以相应的惩罚；对于秽亵的图画展览和戏剧表演也应该杜绝。在教育内容方面，凡属那些“可影响一个自由人的身体、灵魂或心理，使之降格而不复适合于善德的操修者，都属鄙陋”（28），都是不适宜于自由人操作的课目。在教授方法上，亚里斯多德对他所崇尚的音乐教育，提出“少年音乐教育的安排绝对不能有碍他们成人期的事业，也不可让他养成匠工的习性”，因为这些习性“起初既不利于体育活动，久后也无益于学术研求，到了他们应该受战士（军事）和公民（政治）训练的时候就将显见其为害了”（29）。总之，亚里斯多德一再告诫人们不要使他们混同那些低级的、无教化的“艺人”和“乐工”，应该时刻不忘“自由人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能把自己的身心取悦他人”。
    教育还要为城邦培养一支强大的公民兵，作为城邦永存的坚强支柱。保证大批体格健壮的公民是建立强大公民兵的前提。因此，亚里斯多德与当时希腊人一样，主张“凡属畸形与残废的婴儿禁止哺养”，并且“可以暴弃”；对那些身体健康的婴儿“应该悉于哺养”。他很强调婴儿的身体锻炼，主张及时诱导孩儿作适宜于他们肢体的各种活动。在锻炼身体时，不应过于剧烈又过于专门，而是应该使各人五官四肢都能得到平衡的发展。在少年期和青年期的教育中。亚里斯多德主张首先要训练其身体，然后再启发其理智。儿童从七岁起先就学于体育教师、竞技教师，习以轻便的体操；凡有碍生理发育的剧烈运动和严格的饮食限制都不适宜。十四岁以后学习“读写”和“乐歌”、“绘画”等，十八岁起受军事训练，可以从事剧烈运动并接受严格的饮食限制，从这时起可以担负卫戍任务和野外差遣，当二十一岁成正式公民时，就开始服军役了。为了使公民兵既能适应战时的需要，又能在和平的环境里善于经营，亚里斯多德把体操规定为基础课目之一，认为体操“有利于善德的操修”，也“有助于健康并能增进战斗力量”。基于“专以致胜为功业的尚武城邦”斯巴达、忒拜等的教训：专门训练公民以求克敌致胜，役属邻国，因此它的公民只能适应战场和战时的生活，一旦停止了战争，“他们既无可施其伎俩，便觉情境相违了，处于和平的世代，这些人好象一把尘封的锈剑”，其结果“就堕落而降为奴隶的侪辈”。尽管斯巴达凭武力建立了霸业，但战后城邦却很快衰落了。亚里斯多德遂提出在体操教育中不能“专门培养少年们的运动员习性和本领”，更不能通过野蛮的严酷的锻炼措施，驱策少年从事野蛮活动，他主张青年应该受多方面训练，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公民在战时与和平时期所需要的品德，使城邦拥有一支强大的公民兵，不致重蹈斯巴达、忒拜等尚武城邦的复辙。
    亚里斯多德认为，城邦的目的应是完成“最高而最广”的“善业”：在经济上使公民获得“自给自足”，在道德上使公民过“优良生活”，这就是城邦的“政治”目的。而教育，则是城邦政治的杠杆，“具备了良好的教育，城邦所需其他种种就会跟着实现”（30）。通过教育，可以使城邦建立“更番迭代”的最优良政体；通过教育，可以保证公民团体的永存；通过教育，可以为城邦培养一支强大的公民兵。为了保证教育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杠杆作用，亚里斯多德主张把教育机构交付国家，“由城邦办理”，使教育与国家（城邦）的政治目的统一起来。亚里斯多德认为法律的统治是最好的统治，基于这种思想，他主张必须用法律来制订有效的教育，“教育为立法家最应关心的事业”，“立法家必须保证他的公民们终于个个都要成为善人，并应该筹应怎样的措置（教育）而后可以取得这样的成绩”（31）。总之，为达到城邦的统一的政治目的，亚里斯多德极力主张用国家政权、法律的力量作为实现教育方针的保证。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亚里斯多德把“理想城邦”的教育放到了何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他把城邦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提到了关系城邦生死攸关的高度。他企图通过教育造就和培养一批具有中庸、适度美德的公民来从根本上挽救行将崩溃的城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