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泽东为什么要改变“八大”关于经济建设方针和经济体制的有关精神
    “八大”确定我党的工作重心是搞经济建设，确立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经济体制虽是以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为目标，但吸收了陈云同志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精神，也吸收了李富春同志分级管理的建议和薄一波关于积累与消费的“三条杠杆”的建议等等。可以讲“八大”的经济建设方针与经济体制的有关精神基本符合客观经济发展规律和我国当时的国情，也为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决策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遗憾的是，1958年5月八大二次全会上确定的总路线与后来的大跃进， 人民公社等运动的掀起，就完全把“八大”的经济建设方针和经济体制的有关精神改变了。分析其原因主要有：
    （一）经验上的原因--“搞经济建设，我们还是个小学生”
    “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11〕毛泽东1957年2月所说的这句话，是符合当时中共实际的。 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探求的主要是教育、政治和军事知识；战争年代，考虑的主要是政治与军事斗争；过渡时期，国家百废待兴，百事待举，主要任务是恢复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和进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未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解放后只去过两次苏联、欧美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究竟怎样，毛泽东没有直接感受。毛泽东对苏联的建设经验很感兴趣。不能说和他亲眼所见的直接感受毫无关系。总的说来，毛泽东从书本上和实地见闻上获取的经济建设间接经验，以及从实践上积累的经济建设直接经验都是很不足的。中央和地方的绝大多数主要负责人的情况，也大同小异。经验的严重不足，是造成毛泽东改变“八大”经济建设方针和经济体制的有关精神的首要原因。
    （二）认识上的原因--“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刚进入社会主义的中国，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的认识是很模糊的。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斯大林那种为追求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高速发展而建立的高度集中的单一公有制的行政命令式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及这种模式本身给苏联工业一度带来的高速发展是容易令人神往和效法的，同时也易使人产生模糊认识。
    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上，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是：单而又纯的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大规模的公有制组织形式；超常规的经济发展速度；又按劳又相对平均的分配形式；一刻也不能放松阶级斗争等。以此作为社会主义的标准。按上述标准的就是社会主义，否则就是资本主义。
    “八大”的经济建设方针与经济体制的有关精神与上述标准是有些抵触的。自然迟早得改变。“八大”经济建设方针与有关精神的改变，使中国经济出现了大徘徊。1960年6 月遇挫后的毛泽东不得不说：“我们对于社会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12〕
    （三）思想上的原因--急于求成，夸大主体能动性
    “急于求成，夸大主体能动性”的思想，使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及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干了很多事与愿违的事，怂恿了“左”倾思想的泛滥，改变了八大的经济建设方针，致使国内的政治、经济生活出现了严重危机。
    首先，我们应当看到：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屈辱史无不唤起毛泽东的忧患意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赶超战略无不给毛泽东带来压力；利用国际有利环境、争取这个和平建设的时间，使中国尽快富强无不成了毛泽东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这些“意识”、“战略”、“使命感”无疑是善意的、崇高的，但这些因素也是毛泽东产生急于求成思想的客观原因。在无数的胜利、较宽松的国内外环境面前，毛泽东也滋生了主观自满的情绪，加之急于求成的思想，必然导致夸大主体能动性的思想产生。
    由于产生了“急于求成，夸大主体能动性”的思想，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了：第一，不是从研究干群本身入手客观地理解把握干群的主体能动性，而是把调动起来的干群积极性与他们自身在本质上的积极性等同起来、把符合某地实际“组织起来”的干群积极性与其他所有地方干群的积极性等同起来。第二，不是从研究国情的真实可能性入手去把握干群的主体能动性，而是在大规模的公有制组织形式、超常规的经济发展速度的虚假可能性中去发挥干群的主体能动性。第三，不是从科学决策入手，采取正确的方法和途径促进可能性的实现，而是凭主观愿望、把过去那种动员群众“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等方法用在经济建设上等。提出了“人定胜天”、“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的”。“三年超过英国，七年超过美国，”“一天等于二十年”，“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等远离实际的行动口号。同时在对“反冒进”的不断批判中，掀起了全国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运动，造成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内更加严重地泛滥起来。结果完全改变了“八大”的经济建设方针和有关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