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前后，中国正处于一个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中国向何处去？这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同时也有一个经济前途问题。未来中国经济的道路、体制和发展战略等常常引起学者们激烈的争辩。从1944年起，施复亮先生在《四川经济季刊》、《观察》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阐明了自己对战后中国经济建设问题的基本看法。
    一、走第三条经济路线，发展新资本主义
    抗战的胜利是中国从百年屈辱到走向新生的历史转折。基于中国处于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施复亮重提近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曾为之奋斗追求的工业化的建国目标。他说，工业化建设是变革中国社会落后的生产方式，推动整个国民经济改造的决定性力量。中国只有抓住抗战胜利这一有利时机，努力建国，完成工业化，才能“真正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解放出来”[1]，才能建立巩固的国防， “保障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生存。”[2]
    工业化是一种普遍应用机器和科学的全面的大规模的生产和管理制度，是生产高度发达的体现。施复亮把当时世界先进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分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模式。他认为前一种以苏联为代表，主要是通过国家计划来完成经济建设的目标；后一种以英美为典型，侧重于通过市场来谋求经济的发展。两条道路、两种方式各不相让，都显示了强大的活力。在中国战后工业化的建设中，他主张兼用英美和苏联经济建设成功的经验。
    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与国情密切相关。所谓国情，从经济学的观点看，主要是指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联系的经济发展状况。施复亮认为当时中国的经济还处于“一种半封建的半殖民地的状态”[3]， 这应该是选择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出发点。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从生产关系角度看，封建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障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但还不是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而且还可以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换句话讲，资本主义在中国还大有发展余地。因此，战后的中国不仅不应当排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且“还要大大地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4]。从经济构成看，在当时的中国经济中， 农业和手工业的小生产占绝对优势，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现代工业的稀少（相对与绝对状况都是如此），决定了中国不仅无法仿效苏联采用全面的计划经济，而且无法“做到由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去领导小规模的手工生产”[5]。中国至多可以仿效苏联计划经济的某些形式，建 立一定数量的国营企业来干预、调节社会的经济生活。
    施复亮认为，战后的中国既不可能走苏联道路，也不应该走英美道路，中国应该“创造第三条路线”，“应该根据本国的现实环境和别国的历史经验来创造一条适合自己的经济建设的正确路线”。他把第三条经济路线的原则表述为“综合英美和苏联双方的宝贵经验，接受一切先进国家的优良办法，采用自由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大部分或全部优点，并使我们的经济建设很顺利地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6]。 他设想战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可分两步走，第一阶段“多多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优点来发展社会的生产力，加速促进中国经济的工业化”，第二阶段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力谋矫正并肃清其种种弊害，以达到人人经济地位平等的社会主义”。他把第一阶段称为新资本主义阶段，第二阶段称为社会主义阶段，在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过渡中，主张“和平地扬弃资本主义”[7]。
    新资本主义经济是施复亮理论上的一个创新。他曾对新资本主义作过多次解释。1948年，他最后解释说，新资本主义是战后中国经济发展上的“一个特殊阶段”，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中的“一个特殊类型”。它“生根于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的历史基础上，并产生于当前特殊的国际环境中，既不同于过去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完全同于今天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8]。显然， 施复亮的新资本主义经济就是一种在战后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可能产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它是一种改良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主张建立一定数量的国营经济来“矫正资本主义的弊害”，但决不根本废除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它与英美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只能有程度上的差别，不能有本质上的差别”[9]。 “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10]是新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要求。
    新资本主义概念的提出包含了施复亮对中国经济前途的合理认识。他认为中国民主革命完成之后，“在经济上决不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必然要经过一个中间阶段或过渡时期”[11]，也就是他所说的新资本主义经济阶段。他充分肯定这一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中国实现的价值，指出“这不仅是历史的必然和历史的要求，同时也是历史的进步”[12]。
    第三条经济路线主张发展资本主义，主张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建立工业化国家，这一切无疑是符合战后中国经济发展要求的。历史更证明施复亮主张战后中国先经过一个过渡阶段再逐步行向社会主义的主张是一种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