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面对日军的暴行，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抗。尤其是广东人民抗日武装东江纵队，挺进港九地区，建立抗日游击基地，成立港九独立大队，在配合盟军作战、宣传发动群众、打击日伪、营救国际友人、维护社会治安、抢救文化名人等战斗活动中，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被王震同志赞誉为“南域先锋”。〔4〕
    东江纵队的前身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1943年12月2 日正式宣布成立。司令员为曾生，政治委员为林平，王作尧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康华为政治部主任。东纵成立初期下辖7个大队， 其中港九大队主要活动在港九地区，大队长为蔡国梁，政委为陈达明，政训室主任黄高阳。港九独立大队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救滞留香港的一批爱国人士和文化界的精英。香港沦陷后，一批文化人（大多是1937年及其后陆续来港“避难”）无法离港，加之其曾在港坚持宣传抗日活动，这些人士就成了日军重点搜捕的对象。中共中央很重视这批文化人的安危，周恩来迅即以中共南方局的名义致电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指示“要不惜代价地抢救出这批文化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5 〕在广东省委和八路军驻港办事处领导下，港九游击队立即进行周密的布置，自1942年1 月展开了营救工作。艰巨的抢救工作一直持续了近半年的时间，其中尤以1942年1-2月份的工作最为紧张、惊险，成效最为卓著。“在这场大营救中，由于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共营救出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属800多人。”〔6〕其中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胡绳、黎澍、胡风、戈宝权、张友渔、沈志远、千家驹、萨空了、刘清扬、胡仲持、廖沫沙、金仲华、范长江、袁水拍、蔡楚生、任白戈、宋之的、张铁生、周钢鸣、叶浅予、胡蝶、黄药眠、梁漱溟、乔冠华等。此外，被营救脱险的还有国民党官员陈汝棠，以及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余汉谋夫人等。这次成功地抢救文化人的行动，被茅盾誉为“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7〕它在战乱中保存了我们民族的一批精华，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增添了力量。
    东纵在营救国际友人和配合盟军作战方面也作出相当突出的贡献。香港沦陷后，驻港英军9000余人和港英政府人员均被禁于香港七姐妹、深水、亚皆老街和赤柱4个集中营。 东纵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在日本法西斯统治的严酷环境下，积极开展营救国际友人、转送中国内地的工作，先后从各集中营救出为日军所囚禁的外国人士81人，〔8〕其中包括赖廉士上校（L.T.Ride）、京上校（G.King）、谭臣警察司（W.P.Thomson）、祁德尊上校（J.D.C.Clague）等英军官员。这些被营救出来的国际友人，都热情赞扬港九大队，决心为抗日出力。如赖廉士就担任了英军服务团的负责人（战后曾任港大校长），祁德尊任该团驻惠州前方办事处主任。赖廉士之子赖翼云（EdwinRide）在其所著《英军服务团与香港的抵抗运动》（《BAAG·Hong Resistance 1942-1945》）〔9〕一书中关于东纵与英军服务团的合作，以及盟军的高度评价都如实记述。
    此外，东纵还多次成功营救盟军飞行员，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44年2月、5月和次年1月东纵先后三次冒着生命危险，营救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第三舰队飞行员、指挥兼教官克尔中尉（Donald·W·Kerr）、勒夫哥中尉（William Lefkoe）等7人脱险。东纵营救美军飞行员的英勇事迹，受到盟军的高度评价，也引起国际舆论对东纵的重视。1944年7月， 美国的《美亚杂志》发表了《东江纵队与盟国在太平洋的战略》的文章，介绍了东纵的战绩，并指出了敌后战场的重要与援助敌后游击队的必要。〔10〕被救的勒夫哥中尉更在信中称赞：“我们美国人曾经读过、研究过历史上伟大的军队，但是在所有历史上，在我们所有的学问中，却从未见过有象你们游击队这样勇敢的军队，终有一天，整个世界都会知道你们伟大的工作。”〔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