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想像中的守旧者
    康、梁等人为呼吁清政府废除八股取士制度可谓费尽心机，制造了足够的舆论，然而光绪皇帝并没有像他当面答应的那样，“自下明诏，毋交部议。”废除八股取士制度似乎在朝廷中没有获得积极的响应，光绪皇帝似乎也忘记了这项新政之要事。
    经过一番了解，康、梁等人自以为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他们按照新旧思维的固定范式将光绪皇帝不能“自下明诏”的责任完全推到他们所认为的那些“守旧礼臣”的身上。根据他们的了解，当6月17日光绪皇帝收到以宋伯鲁的名义呈递的要求废八股的奏折后，即命令枢臣拟旨，而总理衙门大臣刚毅则建议将此事交给负责这方面事务的礼部去讨论，而光绪皇帝则接受了康有为的忠告，明确告诉刚毅：“若下礼部，彼等必驳我矣。”而刚毅则认为，“此事重大，行之数百年，不可遂废，请上细思。”光绪皇帝闻言厉声斥责道：“汝欲阻挠我耶？”刚毅乃言不敢。及退朝，刚教仍然提醒光绪皇帝此事重大，最好由皇上请示慈禧太后之后再作决定。刚毅的建议似乎也是一种审慎的选择，本身并没有什么过错。皇上也只好接受。但光绪皇帝要枢臣拟旨的消息不知何故传了出来，“京师哗然，传废八股，喜色动人”[1]（P45）。这实际上都为重大决策的进行留下了隐患，只是康、梁等人当时不自觉而已。
    刚毅的反对只是一种程序上的反对，作为一名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他劝光绪皇帝对这已经实行数百年的重大制度进行改革时取审慎的态度，似乎也没有大错。但是，当时的康有为出于焦躁的心情当然无法理解刚毅等人的言行，他们认为刚毅对废科举的阻挠就是对新政的阻挠。当然，他们也不敢直接攻击刚毅，于是他们找到了与刚毅关系比较密切，且对废八股这一重大举措也持异议的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许应骙作为攻击的目标，以期通过攻击许应骙而达到攻击刚毅的目的。6月20日，康有为代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山东道检察史杨深秀草拟一封弹劾“守旧礼臣”的告状信，上书清廷点名指责许应骙守旧迂谬，阻挠新政，甚至不惜人身攻击，称许应骙品行平常，见识庸谬，妄自尊大，刚愎自用，贻笑邻使，身为文学之官，却对皇上准备进行的科举制度改革心怀不满，腹诽朝旨，在礼部堂上公开宣称政府已经决定设立的经济科之无益，甚至扬言务欲裁减其额，使之推广困难，就之者寡，然后其心始快。此外，该奏折还指责许应骙见有诏书关乎开新下礼部议者，其多方阻挠，亦大率类似。其接见门生后辈，辄痛诋西学；遇有通达时务之士，则嫉之如仇。皇上日患经济之才少而思所以养之，而许应骙日患经济之才多而思所以遏之。至于许应骙在外交方面的失误，更是笑话百出，不胜枚举。所以，该奏折建议清廷最高当局应该将阻挠新政的许应骙解除职务，既为守旧误国者诫，庶几内可以去新政之壅蔽，外可以免邻封之笑柄[2]（P5-6）。
    许应骙的人品、见识是否如此庸劣，我们不必完全相信康有为的指控，因为朝廷的内部决策环节决不可能像康有为所想像的那样简单。不过，待光绪皇帝收到康有为代拟的弹劾奏折之后极为愤怒，因为事实确乎验证了康有为的判断，不要将废八股的决定交给“部议”，否则他们就会利用自己的权力提出驳议。光绪皇帝在这份弹劾奏折上批道：“御史宋伯鲁、杨深秀奏礼臣守旧迂谬、阻挠新政一折，着许应骙按照所参各节明白回奏”，即要求许应骙对弹劾奏折所涉及的问题说说清楚。
    弹劾奏折中所涉及的问题如前所说为两类，一是许应骙在礼部堂会曾经反对废八股，二是许在外交活动中曾“贻笑邻使”。后者带有捕风捉影的性质，军机处在上报时似乎也不太相信，作了若干技术性处理。[2]（P6编者按语）而前者似乎确为事实，许应骙似乎确实在礼部的公开场合表示过对废八股体制的不满。如果从言论的责任上说，许应骙在政府决策的过程中而不是决定之后当然有权表示对一项重大决策的看法，或同意或反对都是他作为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权力，但是当光绪皇帝真的动怒，要求他对这些事情说清楚的时候，许应骙也就毫无办法。于是他想到了皇族出身的军机大臣刚毅，因为刚毅也曾对废八股这样的重大决策表示过不同意见，他希望刚毅能否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以保护他过关，至少他也希望刚毅能够给他出出主意，怎样渡过这一难关。
    刚毅对废八股确实也有自己的看法，他确曾当面建议光绪皇帝慎重考虑，所以他对许应骙的请求并不感到意外，在他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他也曾向光绪皇帝为许应骙“乞恩”。在他得知弹劾许应骙的奏折出于康有为之手后，他也曾劝许应骙应该反攻为守，不要只急于辩白自蓟，更要敢于攻击康有为，他似乎对康有为始终没有好的印象。这便在事实上回应了康有为的指控，似乎清廷内部真的始终存在一个守旧的派别，他们专以新政为敌。戊戌年间的新旧党争于此终于拉开序幕，由此也注定了康、梁等人的结局。
    新旧党争的态势当然不是光绪皇帝所期待的，作为清廷最高领导人，他背后有慈禧太后作为支持，他当然期望他的所有臣僚都能够同舟共济，推动新政的顺利进行。因此当他收到弹劾许应骙的奏折后，心中自然很反感。他一方面要求许应骙明白回奏，一方面也充分考虑了刚毅的合理建议，在当天（6月20日）就废八股的问题专程赴颐和园向慈禧太后征求意见[6]（P1006）。
    废八股、改科举、兴学堂的舆论已经有若干年了，以八股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制度积久成弊也确实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候了，乾隆时就曾有人提出应该改变八股取士的体制，曾国藩也曾表示过对八股取士体制的不满，但是由于习惯势力的反对，也由于当时中国尚未面临后来如此严重的困难局面，也就不了了之。但是甲午战败后，国内舆论界在反思中国之所以失败的时候，除了种种细节与原因外，也总是归结于以八股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制度扼杀了人才，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之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清廷重臣李鸿章、张之洞也曾议论过废八股的事情，以为改革科举体制已经成为变法维新的第一等要事。作为清廷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对这些议论当然知道，她之所以在先前同意派遣幼童出洋留学、同意各地试办新式学堂等等，似乎也有意在适当的时候对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一些改革。在她的信条中，只要是有利于大清王朝长治久安的建议，她都不应该反对，因为她毕竟是大清王朝的最高领导人，从当时的法律观念说，大清王朝也只是她的私家产物，她理所当然地比任何人都更爱护它。所以，当她听了光绪皇帝的建议之后并没有表示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