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这些分析，康、梁等人度过了短暂的欢娱之后立即感到光绪皇帝“不彻底”的上谕实际上受制于守旧势力的包围，为了打破这些守旧势力的包围，他们觉得有必要立即开展一次“立废八股”的运动，以期由此突破守旧势力对光绪皇帝的包围和影响。6月30日，康有为、康广仁、梁启超等人将讨论的结果起草成折，以御史宋伯鲁的名义呈递。
    在这份题为《请将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岁科试迅即改试策论折》中，他们沿用中体西用的思路，提出培养通才的方式只能是立即废八股改策论，其理由是：“中国人才衰弱之由，皆缘中西两学不能会通之故。故由科举出身者，于西学辄无所闻知；由学堂出身者，于中学亦茫然不解。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无体不立，无用不行，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今世之学者非偏于此即偏于彼，徒相水火，难成通才，推原其故，殆颇有取士之法岐而二之也。臣以为未有不通经史而可以言经济者，亦未有不达时务而可谓之正学者。教之方法既无偏畸，则取之之方当无异致，似宜将正科与经济岁科合并为一，皆试策论。论则试经义，附以掌故；策则试时务，兼及专门。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庶体用并举，人多通才。且并两科为一科，省却无数繁费。不然，则岁岁举行乡会试，国家财赋断不能支。”[3]（P294）将两科合一科的理由应该说还是足够的。
    至于童岁科试立即改用策论的理由，他们认为，既然已经决定废八股改策论自下科始，那么现在的生童就应该立即废八股改策论，如果现在的生童仍用旧的办法考八股、习八股，则明明为已废之制，灼然知其无益，且两年之后即将废弃，那么又何必让天下无数之生童白白浪费这两年的时光呢？所以，他们建议尽管乡会试废八股改策论自三年之后的下科始，但生童之岁科试无论如何应该立即废八股改策论，经史时务，两者并重，这样生童就不必为旧的考试制度分心而专心致志于讲求实学，为三年之后的乡会试储备足够的人才。
    不管是否出于新旧党争的成见，应该承认这份以御史宋伯鲁的名义呈递的奏折所作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因此获得了清廷的高度重视，奏折呈递的当天，清政府即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谕旨，修正6月23日已经发布的三年后废八股改策论的谕旨，规定“岁举归并正科，生童岁科试一律改为策论”，并各省学政收到此谕旨后，即行一律改为策论，全面采纳了康有为等人建议。
    废八股改策论的决策应该说有利于时务人才的培养，是戊戌年间最值得称道的一件大事，不过八股制艺毕竟流行了效百年，毕竟已经成为许多人的饭碗，骤然将这一维系着无数人生计时制度一旦废除，自然激起一部分人的反对。刚毅、许应骙等人如果真的对骤然废八股改策论有什么意见的话，估计也只是担心骤然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容易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反弹，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而已。事实上，当废八股改策论的消息传开之后，社会的动荡已经有发生的征兆，因废八股而突然失业的大批士人对倡议废八股的康有为等人恨之入骨，直隶的一些士人甚至考虑采用极端的手段对康有为行刺。康身边的一些人也劝康请几个保镖，注意保重，深居简出，以免意外[1]（P45）。由此可见废八股在当时确实不是一件小事，也不应该将所有的反对、反抗都一律视为守旧的势力。
    今天看来，对废八股有不同的意见应该说是一种正常的反映，但在当事者康有为等人看来却不如此，他们认为这些反对一律来自守旧势力的挑拨，来自守旧势力对改革、对新政的敌视。所以，康有为等人在代御史宋伯鲁草拟将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请求清政府在生童岁科试中立即实行的奏折的同时，又在此折之后附上了《请旨申禁复用八股试士》的建议。
    在这份建议书中，康有为的描述与分析或许都有道理，但他对守旧势力的渲染，以及诱导光绪皇帝坚决与守旧势力作斗争，则未免将原本并不复杂的阵营复杂化，使戊戌年间的新旧党争更趋于明朗。康有为写道：“臣闻之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八股取士行之千数百年，守旧之徒舍此无所为学，一旦改革，失所凭依，必有起而力争之者。臣窃谓以八股为不可废者，非自为衣食之谋，即为子孙之计耳。夫使其果有才也，则取士之法虽变，何难改其故步？自勉于实学以求入彀。若并此而不能改，不能学，则其才已可概见，国家亦何赖有此人哉？终身废弃不为过矣。故废八股者，国家之大利，而守旧无用之人所大不利也。大抵法之所以不能变，弊之所以不能除，由于恃旧法为生涯，以弊政求衣食之人充塞于天下，故一有兴革，群起而谣诼之，此新政所以难成也。臣风闻诏书既下，而守旧之徒相顾失色，有窃窃然议阻此举者。伏愿皇上持以毅力，勿为所摇，并申下谕旨，如有奏请复用八股试士者，必系自私误国之流，重则斥革降调，轻亦严旨申饬，庶几旧焰消沮，人心大定，而真才可以日出矣。”[3]（P296）这种置改革措施于不容讨论之余地的武断态度，实际上开启了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主义之先河，它的结果不是化解矛盾，不是使那些一时间尚不明白改革意义的人逐步明白改革的意图与价值，而是用政治高压的办法迫使人们接受一种人们尚不熟悉的新举措。既然如康有为的分析，新的改革措施是对所有人都有好处的举措，那就应该让人们将不同的看法充分表达出来，这样政策的制定者择善而从，通过辩论逐步说服人们接受新的改革举措。中国现代化的一再延误不是中国人没有意识到应改变或怎样变，而是中国任何一个当权者都迫不及待地要将自己的主张付诸于实践，而不容任何人有不同的意见。凭借政治的威权去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这是近代中国一切改革者都没有真正认识和真正解决的问题。
    更有甚者，康有为等人在清政府已经宣布接受他们的建议，已经将生童岁科试改为策论之后，还不断在民间造势，通过其他各种活动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制造声势，期望以此湮没所有的反对意见，其结果却激起了更多的反感，激起更加强烈的反弹。7月5日，梁启超在康有为的授意下，联合各省在京已经参加完当年会试的举人共同上书，重申他们的要求，请光绪皇帝特下明诏，明令下科乡会试停止八股试帖，皆归并经制六科举行；其生童岁科试以经古场为经制正场，四书文为二场，并废八股试帖体格。[5]
    就其内容而言，康、梁策动的这次公车上书并没有多少新意，且实际后果使青年一代知识分子造成了分化，促使一部分人原本并不激烈反对的人极端痛恨康、梁，“至有欲聚而殴之者，自是谣诼大兴，亦遍于天下”[10]（P26），无形中增加了新政改革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