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等人或许知道光绪皇帝将赴颐和园请懿旨，但慈禧太后的态度似乎并不为他们当时所获知，在康有为等人固有的新旧冲突既成观念中，慈禧太后总是站在守旧的一边，总是设法束缚光绪皇帝的手脚。所以，他们为了给清廷当然主要是给慈禧太后继续施加压力，促成光绪皇帝尽快发布废除八股取士制度的上谕，6月22日，康有为又代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草拟一折，请求清政府立下明诏废八股，称时事艰难，国势危机，人才乏绝，廷臣条陈纷纷，多有请变科举、废八股者，而礼臣守旧拘牵驳议，致使皇上和政府依违不决。其实，认真反思中国自甲午以来的境遇，政府和皇上就应该痛下决心，废除八股取士这一制度。这份奏折矛头直指那些“守旧礼官”，以为正是他们的阻挠致使中国的许多制度当变而不能变，这些守旧礼官“言科举不可变、八股不可废者，与为敌国作反间者无以异也”。奏折建议皇上不要再听信这些守旧礼官的驳议而贻误天下大计，特旨明谕天下，罢废八股，各级各类考试一律改用策论，庶几天下之青年一代皆改而致力于先圣之义理，以考究古今中外之故，务为有用之学，风气大开，真才自奋，皇上亦何惮而不为哉？所以，这份奏折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是正在开展的新政之最要而成效最速的一件大事[3]（P286）。
    康有为在奏折中所讲述的道理已经不必再说，但他对那些“守旧礼官”肆无忌惮地攻击实际上开启了戊戌年间的新旧党争，将那些原本并不怎样坚决反对新政的官僚用力推向了对立面，无形中增加了新政的难度。事实上，自6月11日光绪皇帝代表清政府宣布将要实行新政改革以后，改革已经成为清政府内部的主流意识，即便有些官僚对某些改革措施可能存在一些看法，但他们在清政府必须通过改革获得新的活力这一点上其实都已经建立了共识。而康有为等人竭力渲染清廷内部的守旧力量，并通过各种方式向光绪皇帝不断灌输新旧不两立的意识，实际上是在自我设限，自己给自己树立对立面。也就是康有为代徐致靖拟折攻击那些“守旧礼官”的同一天（6月22日），曾受康有为大肆攻击的许应骙遵照光绪皇帝的指示“明白回奏”，对康有为代拟的弹劾奏折所提出的问题一一驳斥，并接受刚毅的建议反攻为守地攻击康有为。
    在这份回奏中，许应骙对康有为代拟的弹劾奏折所指责的几件事情进行了全面辩解，按照他的辩解，没有一件可以成立。比如弹劾折指责他“腹诽朝旨，在礼部倡言经济科无益，务使裁减其额，使得之极难，就之者寡”一节，许的辩解是，“查严修请设经济科一折，系下总署核议，臣与李鸿章等以其延揽人才转移风气起见，当经议准复陈。若臣意见参差，可不随同画稿，何至朝旨既下，忽生腹诽？夫诽存于腹，该御史奚从知之？任意捏造，已可概见”。按照这种解释，许应骙不仅不是经济科的反对者，而且是最早的支持者。
    至于原奏中指责许应骙在接见门生后辈时痛诋西学，遇有通达时务之士则嫉之如仇一节，许应骙也作了完全相反的解释。他强调他来自广东，洋务夙所习闻，数十年来讲究西法，物色通才，如熟悉洋务的华廷春、精炼枪队的方耀、善制火器的赖长等，均由他先后保奏朝廷，委以重任。方今时事多艰，需才愈急，凡有一技之长堪资实用者，他作为礼部尚书从来不愿失之交臂，即平日接见门生后辈，无不虚衷咨访，翼有所益，并勖以务求实际，无尚虚华，从来没有痛诋过西学、仇视过通达时务之士。
    紧接着，许应骙谈锋一转，称原奏指责他仇视通达时务之士也不能说毫无依据，他回想之后认为这项指责可能是指他对康有为的态度。他解释道，康和他是同乡，稔知其少年时代即无行乡里，名声极坏。迨康有为通籍旋里，屡次与乡里人士发生冲突，为众论所不容。“始行晋京，意图倖达，终日联络台谏，夤缘要津，托词西学，以耸听观，即臣寓所已干谒再三，臣鄙其为人，概予谢绝”。此后，康在广东会馆私自立会，聚众至二百余人，“臣恐其滋事，复为禁止，此臣修怨于康有为之所由来也”。这是许应骙与康有为之间的私人关系，许应骙要借此说明康之所以要弹劾他，完全是因为他们二人之间的私人恩怨。
    至于康有为的问题，许应骙在这份奏折中说的更多，他指责康有为是政治小人，狂妄至极。“比者饬令入对，即以大用自负，向乡人扬言，即奉旨充总理衙门章京，不无觖望。”显然，康有为果真如此，这可是中国官场最忌讳的。许应骙还借前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的话说，“今之以西学自炫者，绝无心得，不过借端牟利，借径弋名”。许应骙指出，现在康有为逞其横议，广通声气，袭西报之陈说，轻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测。若不将康有为罢黜回籍，任其久居总署，必刺探机密，漏言生事；常住京邱，必勾结朋党，快意排挤，摇惑人心，混淆国事，关系非浅[7]（P4100）。
    许应骙反攻为守的攻击，应该说具有相当大的杀伤力。康有为当然并不像许应骙所指责的那样邪恶，清廷似乎也没有立即听取许的建议对康采取什么措施，但在那些久居官场的老政治家眼里，政治边缘人出身的康有为所从事的一切除了他的爱国真诚外，也有着个人的不可估量的野心。凡此，都为康有为后来的政治处境埋下了伏笔。戊戌年间的新政之所以夭折，从这里多少可以获得新旧党争所带来的信息。
    原本只是程序性的争议引起了无谓的党争，党争的直接后果是将废八股的决策尽可能地作了调和，以便各方都能接受。6月23日，光绪皇帝在发布的废除八股取士这一制度的上谕中，既宣布废除八股取士制度，要求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同时又宣布这一改革并不从今年开始，而是三年之后正式施行，至于如何分场、命题、考试等一切详细章程，仍将由那些相关部门也就是康有为等人最厌恶的“守旧礼官”们尽快制定予以公布[8]（P24）。这一调和的上谕顾及了存废两方的面子，八股存废的争议似乎至此可以结束。
    三、适可而止：社会所能承受的改革力度
    原本可以结束的争论并没有结束，因为康、梁等人虽然赢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光绪皇帝终于按照他们的期望发布了废八股的上谕，“海内志士额手为国家庆”。但是该上谕虽然明确宣布废八股，但时间定在三年之后的下科，至于详细章程，仍将由那些被康、梁视为守旧的礼部负责制定。即便仅仅从操作层面上说，该上谕也存在明显的问题，那就是将所有的改革都推到三年之后，届时的乡会试并不能获得足够的接受过新教育的生源，诚如康广仁所说，“士之数莫多于童生与秀才，几居全数百分之九十九焉。今但变乡会试而不变岁科试，未足以振刷此辈之心目。且乡会试期在三年以后，为期太缓，此三年中人事靡常。今必先变童试岁科试立刻实行然后可”[9]（P96）。康广仁主张“罢制艺不必待下科，小试尤宜速改策论”[8]（P487）。
    康广仁的分析应该说是很有道理的，乡会试的准备需要足够的时间，而下一次的乡会试的时间毕竟在三年后，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问题在于，三年之后的乡会试废八股改策论，而那些将在三年后参加乡会试的童生秀才们如果不从现在开始废八股改策论，那么怎么保证三年后的乡会试必能废八股改策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