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术史研究不断升温，其中一个典型的征候便是“整理国故运动”逐渐吸引了一些学者的研究目光。姑且不论这里是否蕴含有研究主体积极“预流”的主观动机，仅就“整理国故运动”的历史地位而言，其自身就是一个颇具研究价值的课题。
    毋庸置疑，五四前后是近代中国思想界最为激动人心的一个历史时段，各种思潮纷至沓来、此起彼伏，构成了一道道波澜壮阔的思想景观。其中，由胡适所揭橥的“整理国故”思潮，虽由于操作层面上的专业性，其影响似乎不如其它社会思潮广泛，但它对民国知识界所造成的冲击震撼或许更为深远。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日趋“边缘化”和“职业化”，使得不少学人对政治产生了疏离甚至排斥的情绪；相反地，学术性思潮在他们的内心世界里引发更多的讨论兴趣。因此，藉助于对“整理国故”思潮与运动的考察，当能将思想史研究的触角扩展延伸到一些过去较少涉及的学界中人，从而更剀切地体认他们那种原本就十分复杂微妙的心态。至于“整理国故运动”本身是否暗藏政治动机，以及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则更是一个长久以来便众说纷纭、悬而未决的思想史话题。
    回眸过去，诚如胡朴安所预言，“一种学术，必有他种学术与之接触，始能发生新学术之径途。……苟努力不已，则民国之学术，必能迈前世而上之”（注：胡朴安：《民国十二年国学之趋势》，《民国日报·国学周刊》国庆日增刊，1923年10月10日。）。民国学术界确乎名家辈出，灿若群星，形成了继先秦诸子百家、北宋关洛闽蜀、清代乾嘉考据之后又一学术高峰。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这些学术巨子融会中西、贯通古今，潜心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创立新的学术研究范式。也正是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中国传统学术最终实现了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作为一场旨在“使国故现代化”（注：邓广铭口述、闻黎明记录《我与胡适》，引自耿云志主编《胡适研究丛刊》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20页）的学术运动，“整理国故运动”无疑是这个转型过程中的一大亮点。即以胡适为例，有学者曾经统计，“胡适一生著述，绝大多数都可看作是对中国传统的重新阐释，也就是他所说的‘整理国故’”（注：耿云志：《中国现代史史料的丰富宝藏——胡适先生私人档案介绍》，《胡适新论》，湖南出版社，1996年，第286页。他同时还统计：“胡适一生著述2000余万字中，至少80％以上是直接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典籍和思想、人物为研究对象的。”）。尽管对胡适的学术造诣，后世訾议颇多，然而他那些“整理国故”的文字在学科创建与研究典范上，对“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的贡献则是有目共睹的。由此可见，通过对“整理国故运动”的脉络梳理和源流考辨，不惟能进一步丰富与深化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而且还有助于我们更好认识和把握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历程及其意义。
    总之，无论是从思想史还是学术史的角度看，“整理国故运动”都具有相当重要的研究价值。
    然而，作为一场曾经在民国知识界“甚嚣尘上”、影响广泛的学术文化运动，“整理国故运动”长期以来，“虽然在各种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论著中不时被提到，但不知为何迄今少见专门而系统的研究”（注：罗志田：《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以下即拟以时间为坐标，来简略回顾一下“整理国故运动”研究经历过的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思想论争阶段（1919—1949年）。
    与一般呈现相对静态特征的研究对象有所不同，思潮与运动往往在初起时就引起了圈内人士乃至社会各界的普遍震动和广泛关注。“整理国故运动”也不例外。
    胡适提出“整理国故”口号后不久，便如巨石投浪，在民国知识界引发了阵阵的轩然大波。围绕着提倡“整理国故”的必要与否，以及方法是否得当，无论是名流巨擘，抑或是学界新秀，也无论是敌是友，均本着各自对时势与治学判断和看法，公开或私下地发表了不少或赞成或反对的意见，诚可谓褒贬各异、莫衷一是。时人即曾观察到：“新思想与白话文学发生不一两年，国学运动就隐隐地抬起头来了。到现在，国学运动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随声附和的固然很多，而持强烈的反对意见的亦颇不少。”（注：郑伯奇：《国民文学论（下）》（1924年1月1日）《创造周报》第35号，1924年1月6日，第6页。）鉴于这些思想论争的涉及面十分广泛，在此不拟详细展开阐述（注：可详参罗志田：《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新旧能否两立：二十年代《小说月报》对于整理国故的态度转变》（《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陈以爱：《学术与时代：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发展与流衍》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1年。）。
    第二阶段，思想批判阶段（1949年—1979年）。
    20世纪50年代中期，大陆上开展了大规模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在汇编成八辑的《胡适思想批判》以及其它大量的批判文章中，作为“流毒”之一，胡适“整理国故”的主张自然难逃被口诛笔伐以求“彻底肃清”的劫数。尽管在个别文章中，也有部分专家学者尝试从方法论角度，对胡适及其“整理国故”进行学理性质的批评，间或还渗入了一些具体学术问题的论辨；但形格势禁，这类文章也不得不立足于众口一词的全盘否定。在当时，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便是指斥胡适“整理国故”的主张，“一方面宣传帝国主义奴化思想，一方面诱惑青年用繁琐主义、形式主义、趣味主义脱离现实斗争。两翼是相互作用的，因而目的是一个：达到民族虚无主义，向帝国主义屈膝！”（注：李长之：《胡适的思想面貌和整理国故》，《胡适思想批判》第1辑，三联书店，1955年，第220页。）有人甚至认为：“胡适的所有‘考据’文章，几乎没有一篇不是有特殊的目的。这个特殊的目的，就是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注：童书业《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的“史学”方法》，《胡适思想批判》第6辑，三联书店，1955年，第189页。）此后，“整理国故运动”基本“盖棺论定”。1957年出版的《鲁迅全集》即对“整理国故”做出“权威性”的注释：“‘整理国故’，是当时由胡适所提出的一种反动运动”（注：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535页。）其后刊行的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大多沿用了这一说法，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后数年。
    必须说明的是，这些批判文章的作者大多是各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虽然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严重的偏差，但仍有些文字较具学术意味，不宜一笔抹杀。如童书业对“古史辨”的反思，以及周一良对“整理国故”与“乾嘉考据”的辨析，均对后人研究不无启发（注：参见童书业《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考据学”》，《胡适思想批判》第3辑；周一良：《西洋“汉学”与胡适》，《胡适思想批判》第7辑。以上二书均为三联书店195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