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中山大学桑兵教授也对“整理国故运动”做了不少个案研究。他首先在《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一书中（注：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该著主要是由一组相关系列论文汇编而成。），对中外学者之间的交往予以了缜密疏理，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近代中国学术发展的状况与趋势。继而，他又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一文中（注：《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充分揭示了西学对近代国学研究的巨大影响。而在《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一文中（注：《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他则以陈寅恪致陈垣函中一语为楔子，通过另辟蹊径的阐发，在很大程度上重现了民国学界的基本格局。此后，在《近代学术转承：从国学到东方学——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解析》一文中（注：《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他再次运用其所擅长的语境分析和人脉梳理方法，指出傅斯年《旨趣》的针对对象并不只是顾颉刚，甚至主要不是顾颉刚，而是此前长期占据学术主流的太炎门生。另外，他在《胡适与〈水经注〉案探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国际反响——以整理国故为中心》、《教学需求与学风转变——近代大学史学教育的社会科学化》等文中（注：分别刊于《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5期、郝斌、欧阳哲生主编《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对一些相关问题做出了十分精辟透彻的论证（上述这些文章大多已收入其《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一书中（注：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在此期间，“整理国故运动”也吸引了一些台湾学者的密切关注（注：东吴大学中文系张中云早在1996年，就在导师王汎森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整理国故运动之研究：以章太炎、胡适、顾颉刚为例》，惜未见。）。尤其是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陈以爱早在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早期的发展（1922—1927）——兼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的硕士论文中，就凭藉广泛坚实的史料基础，以30万字篇幅，对“整理国故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做了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研究。在这部已经先后刊行于台湾、大陆的专著中（注：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台湾政治大学，1999年；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她不仅首次完整重建了国学门的全貌，而且还将其置于现代学术运动的背景下，由此也对“整理国故运动”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其中时有超越前人的创见。譬如她关于研究机构与刊物对学术风气转移的影响，“疑古派”在国学门的势力等问题的阐析，皆可谓新颖别致，见解独到。此后，她又继续以《学术与时代：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发展与流衍》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对“整理国故运动”进一步研究（注：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1年。）。在这篇已通过答辩的博士论文，分上、下两篇，分别从文化史与学术史的视角，全面地论述了民国时期“整理国故运动”的发展历程，从而填补了该研究领域的一个薄弱环节。而在具体的个案研究方面，该文也屡有洞见。如对胡适“汉、宋”形象的历史还原，尤显作者功力与识见。另外，文中关于《大公报·文学副刊》对胡适的刺激，以及王国维何以“攻戴”等问题的探讨，堪称论据确凿、新意迭见。
    差不多同时，南京大学中文系徐雁平也以《整理国故与中国文学研究——以胡适为中心的考论》为题，撰写完成了博士论文（注：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论文，2001年。该著已由安徽教育出版社于2003年6月出版，题为《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他详细探讨了胡适所倡导的“整理国故”的兴起背景、方法和传衍途径，以及它对中国文学研究与文学观念的影响。其中，第三章围绕民国《诗经》研究所展开的评析，充分显示了著者扎实的古典文献学基础；而第五章从中学国文教科书的变迁来看“整理国故”观念的渗透，以及关于学术演讲与书信论学对“整理国故”促进作用的论述，也反映了作者别出心裁的视角。
    同样值得密切关注的是，在前年出版的《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中（注：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整理国故运动”已成为各位作者集中阐述的一个研究对象。其中，台湾学者王汎森在《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一文中，从治学取向、研究风格、史料观、历史解释、史学与时代的关系等层面，逐一剖析了新、旧史学的异同，并且还疏理了“新派”史学治史观念的变迁。而刘龙心、王晴佳则分别在《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专科化与跨学科》二文中，不约而同地阐释了中国史学“专科化”与“整理国故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
    此外，在其他学者关于近代“国学”的研究中，也存在着不少可供参考的成果。如宋小庆在《近代“国学热”的兴衰》一文中（注：《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9期。），就根据对“国学”的根本态度差异，将近代“国学”研究划分为弘扬、整理、批评三派，并指出近代的“国学热”大致经历了初兴、高涨、衰落三个阶段。钟少华也在《试论近代中国之“国学”研究》一文中（注：《学术研究》1999年第8期。），通过对40多部近代“国学”专著的考察，分别从“产生缘由”、“定义”、“分类”、“研究方法”、“内涵”五方面予以辨析，旨在对当今所谓“新国学”提出针砭。
    毫无疑问，这些前人的研究成果对该课题的研究的拓展和深化都有着相当重要的前驱意义。
    综观以往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对“整理国故运动”的研究，可以发现有这样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大多集中研究胡适个人；其二，大多侧重于从文化思想的角度，对“整理国故运动”做出总体评价。这两个特点当然有其一定合理性。但毋庸讳言，这两个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也制约了研究视野的拓展。首先，由于过多地研究目光聚集于胡适个人，甚至于将“整理国故运动”完全附庸于胡适，容易遮蔽了运动的广泛性和群体性。因为既然是一场运动，其规模与影响范围就必然是广泛的，参与者也就十分众多，不可能自始至终都是胡适一个人在唱“独角戏”（注：魏绍馨早在《“整理国故”的再评价》一文中，就对“‘整理国故’是胡适个人的私产”这一研究倾向进行过反思，遗憾的是，他并未就此详加申论或在研究实践中予以落实。）。这种状况虽在近年有所改变，但以“整理国故运动”为背景来研究其他近代学人的论述仍不多见。其次，由于过多地侧重从文化思想角度，对“整理国故运动”做出评价或“再评价”，由是难免造成结论的简单重复。事实上，关于“整理国故运动”，还有许多重要问题尚待研讨。而近年来，相关史实不断得以发掘、辨析，个案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然而总的来看，该课题的研究仍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研究空间尚显疏阔。这主要体现在迄今为止的研究，较多的是对其中所牵涉到的人物、流派或事件，展开细致入微的个案考察，还较少将“整理国故运动”作为一个整体的学术史现象，从宏观层面上加以系统的把握。例如，“整理国故运动”的概念究竟如何界定？运动大致可分为哪几个阶段？它在民国知识界兴衰递嬗的原因又是什么？尤其是与其所继承的学术渊源相比较，“整理国故运动”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产生了哪些影响？诸如此类的许多问题，应该说在该课题的系统研究中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尚有待于学术界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