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后，仍然十分支持江亢虎的社会主义实践活动，并亲自担任中国社会党的“讲师”。
    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告退位。13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临时大总统职。4月1日，孙中山践约宣布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在这段时间里，社会上纷纷猜测孙中山离职后的去向。南京专使蔡元培3月15日在武昌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孙总统退职后“政府无可位置。但孙总统尝言，待政治革命之目的达到后，即当提倡社会主义。予意孙总统或将为社会党之首领乎。”（注：《申报》，1912年3月20日2版。）另外，蔡元培还曾“向外交团宣言，谓中山卸总统后，将为社会党首领”。（注：《洪水集》，第61页。）至于孙中山本人，在正式辞职前后，在其文稿和谈话中，也竭力倡导社会革命，多次表示：“余实为社会党人”，“余固一热心社会党人”，“余乃极端之社会党”，“余更拟发起一更巨大之社会革命”（注：见《孙中山集外集》，第173页；《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2、324、327页等。）……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党内有的党员写信给江亢虎，建议立即电请孙中山就任社会党首领。但江亢虎对此表示反对，其理由是：第一，中国社会党是“社会”的党，“非纯粹政党，本无首领”，党的本部长并不是党魁（成立时即规定不设党魁），而只不过是大家“默认”的一个人而已。第二，虽然“中山研究社会主义最深，怀抱社会主义最早，其学说亦多与本党党纲相近，实本党最高尚之师友”，但“其同盟会所采取者，则为一种社会政策，与本党党纲颇有径庭”。这样，因为两党纲领的差别，孙中山不可能同时兼任两党领袖。第三，孙中山非社会党员，尚未签名宣誓入党，怎能冒昧地请他来做首领？（注：参见江亢虎《复某君书论社会党首领事》，《洪水集》第61～62页。）事实上，孙中山本人也没有加入中国社会党之意。解职以后，他在4月4日答《文汇报》记者问时，虽承认自己“实为社会党人”，“然余所欲为之事非一年所能告成，至少需一百年也，且余欲使我改革之策普及于全国”。（注：《西报记者孙逸仙之革命谈》，上海《时报》1912年4月5日。见《孙中山集外集》第173页。）4月17日，他在上海与江亢虎谈话时又表示，“对于社会主义深以流动鼓吹为一己之责任”，并答应“定于6月1日来沪在社会党逐日讲演，务期发阐社会主义之真理”。（注：《在上海与江亢虎之谈话》，1912年4月17日，见《孙中山集外集》，第176页。）
    可见，孙中山辞职以后，除广泛宣讲社会主义以外，“实因有更为重大之事务”要去“操心”。（注：《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24页。）他所注目的并非仅仅一个社会党。从后来孙中山的活动行程来看（4月至10月，他先后访问武汉、上海、福州、广州、香港等地，又从上海经烟台、天津抵达北京，接受袁世凯特授于他的“筹画全国铁路全权”），他此时是下决心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发展实业，特别是修筑全国的铁路。
    不过，在这期间，尽管孙中山日理万机，但对江亢虎和中国社会党的活动，仍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首先，他积极支持社会党人的“地税归公”试验。孙中山和江亢虎是最早接受亨利·乔治的单税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人。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想和江亢虎及其社会党的“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的纲领，均来源于亨利·乔治的单税论。1912年春夏间，中国社会党崇明支部在江亢虎的帮助下，发起成立了“地税研究会”。该会推举江亢虎为会长，并决定由会长代表全体会员，专函邀请前大总统孙中山、内阁总理唐绍仪、英国博士李德立等人为名誉会长。唐绍仪不久即回函江亢虎，表示愿意任此名誉职务。（注：唐绍仪对社会党地税归公一事“怀抱已久，极表同情”。此前曾向江亢虎表示自己愿为研究会会员，“并愿以私人经济维持之”。见《唐总理与社会党》，《社会世界》第1期，1912年4月15日，第68页。）孙中山在解职以后，对地税归公试验亦很重视，他“拟经营东沙岛，试行社会主义。前日特派专人调查，闻其结果，已无希望。目下，拟再另觅他处，以为实行社会主义之模范地。”（注：《孙中山试行社会主义》，《社会世界》第4期，1912年7月15日，第59页。）在接到江亢虎代表地税研究会的来函后，孙中山极为高兴，回信答道：“单税一事为社会主义进行之一端，而仆所主张照价征税之法，粤省刻已议行。倘得诸君子遥为赓和，友声相应，庆幸奚如。江亢虎先生峻才雅藻，卓荦一时，发起社会主义，深具救世之婆心。诸君子以志同道合相与组织社会党支部于尊处，弘毅致远，我道为不孤矣。”（注：《复社会党崇明支部地税研究会函》，1912年8月20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02页。）
    其次，孙中山答应担任社会党的“讲师”，为该党党员讲解社会主义。4月初，卸职后的孙中山离宁回沪，江亢虎代表中国社会党前往拜谒。江的主要意图是请孙中山“到该党演说”。只因不日内孙中山要赴鄂，而且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演说，决非数时间可了。特嘱江君，就党员中选择学识程度相等者，至多50人开研究会，约订两个月后，重来沪上，担任该会讲师”。（注：《社会主义之良师》，《社会世界》第1期，1912年4月15日，第67页。）孙中山同江亢虎还商定，讲期为2个月，每天（或隔一天）讲演一、两个小时；此后再将这50个学员“分布全国流动鼓吹，其效力必益宏大”。（注：《社会主义之良师》，《社会世界》第1期，1912年4月15日，第67页。）由于巡视南北，孙中山直到10月份才得空到中国社会党本部，作了3天（14至16日）的演讲，这就是著名的《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一文。此文内容丰富，且世人比较熟悉。这里，笔者拟强调指出三点：
    第一，江亢虎亲自组织了孙中山的这次演讲活动。演讲会场设在上海大戏院。每天下午，江亢虎都亲自到孙中山的寓所迎接。孙偕秘书宋霭龄与江同车来到会场，这时全场欢呼，万头攒动。江每次均主持会议，并申述孙的讲演之大义。孙每次演讲，都在两个小时以上，“群众听闻，欢喜赞叹”。（注：《洪水集》，第82页。）
    第二，在演说中，孙中山对马克思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宏畅德人卡尔·马格斯（即卡尔·马克思--笔者注）之宗风”。（注：《洪水集》，第82页。）对马克思的颂扬，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40多年以后，张奚若先生曾回忆说：“那时中国社会党邀请孙中山讲演，讲的题目是介绍社会主义。我一连听了他三天的演讲。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他响亮地用英语讲着‘卡尔·马克思’的名字。当时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真是什么也不了解，经孙先生一讲，才了解一个大概。”（注：见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4页。）
    第三，孙中山在演说中，对中国社会党寄以莫大的希望。由于中国社会党的党员在这时已发展到20万人（后最多时曾号称52万3千人），其中，只有极少数人比较了解并真正信从社会主义，大多数人是因“好新、好奇心理”（注：江亢虎：《中国社会党略史》（1914年）。见《江亢虎文存初编》第113页。）才签名入党的，所以孙中山在演讲的“开场词”中坦率地指出：“鄙人读社会党党纲，似于社会主义之精髓有所未尽，此由社会主义精奥复杂，非但我国人未窥底蕴，即欧美人亦多不了了。然社会党成立，而社会主义之精髓未得，则此主义且有流敝随之，此不得不与诸君研究者也。”（注：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演说的开场词》，1912年10月14日，《孙中山集外集》，第69页。）另外，由于中国社会党从一开始即注重“社会”活动，无意于参政，似乎成为民初一个“输布社会主义之广告公司”。（注：《江亢虎文存初编》第113页。）所以，孙中山在这次演讲活动中建议说：“中国社会党发生于民主政体之下。夫民主政体之政治，一人民政治也。社会党既集民主政体下之人民，尤不应无政治上之活动，则今日社会党亟宜组成强有力之政党，握政治上之势力，而实行其社会主义之政策者，实鄙人所深望也。”（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07页。）孙中山还反复叮嘱中国社会党人，要斟酌国家社会之情形，“鼓吹一种和平完善之学理，以供政府之采择”；“尤望党人持和平之态度，与政府连络，共图进行”。（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09、508页。）
    孙中山在社会党的这次演说，可以说把他与江亢虎及其中国社会党的关系，推向了最紧密的阶段。此后，特别是1913年“宋案”以后，孙中山忙于“倒袁”的“二次革命”；江亢虎则陷入调解与内部以沙滏等人为首的“纯粹社会党”等派别的矛盾之中，所以，江亢虎与孙中山的联系比较少。在“宋案”问题上，孙中山力主武力讨袁，而江亢虎则与国民党内多数领导人的主张基本相同，主张“法律和政治解决”。结果，袁世凯在镇压南方革命党人“二次革命”的同时，于8月7日下令解散、查禁全国的中国社会党各支部，并于11月4日下令解散国民党。
    8月上旬，孙中山离沪赴日。9月15日袁世凯下令通缉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8月31日，江亢虎在上海召开了中国社会党的“特别联合大会”，发表《去职宣言》。尽管这次会议决定要求袁世凯取消解散社会党的命令，但实际上江离职后，该党活动即已停止。江亢虎不久以后经日本赴美国，直至1920年正式回国。
    以上即是孙中山解职后至“二次革命”失败时，江亢虎与孙中山之间的关系。这是孙、江关系最紧密的时期。他们的这种关系所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个人私交，而是民初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一个重要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