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在日本为江亢虎写介绍信，请在美国的友人接待和帮助即将赴美的江亢虎。
    1913年秋冬间，江亢虎经日本转赴美国。根据江亢虎的《中国近代元首印象记（2）》中的记载，江说他是从上海租界出发，乘日本邮船赴美国，途中专访孙中山于东京头山满的寓所。他说“先生款谈留饭，并作书致哲生公子，嘱为招待，缘哲生夫妇及其妹名婉者，皆留学美西之加州，后余极蒙其照料”。（注：江亢虎：《中国近代元首印象记（2）》一文，载《华文大阪每日》第100号，第10页。）这篇文章是江亢虎在沦为可耻汉奸时所写，或许是想为自己脸上贴金，而且我们目前还没看到孙中山致孙科信的原文，故江的这一说法不足据。不过，孙中山当时确实为江亢虎写过一信。信是写给友人黄芸苏的。黄芸苏，字魂苏，广东台山人，清末官费留美学生，1910年加入同盟会，发行《少年中国晨报》，鼓吹革命。辛亥革命前夕，他随孙中山从旧金山出发，赴美国北部各埠筹款。辛亥革命后，任同盟会美洲支部长。孙中山在信中请他帮助江亢虎。孙中山写道：“兹有江君亢虎来美求学，欲专从事研究社会主义。弟在上海因提倡社会主义，与江君相识。知江君热心斯道，今又远学于美，他日心得当未可限量也。江君往美，初到恐人地生疏，请弟介绍，见面时望为指导一切，幸甚。”以上为信的第一段文字。第二段为：“江君向主和平，并未从事于激烈之举，然今亦为袁氏政府所不容，则其野蛮恶毒可想而知。此中情节，江君当能道其详也，故不多赘。”（注：孙中山《致黄芸苏函》，1913年11月18日，见《孙中山集外集》，第71～72页。）从孙中山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孙对江的基本看法，以及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
    四、1921年江亢虎赴苏俄考察、游历前，孙中山曾打算请江亢虎作为自己的代表，赴俄联络苏俄。
    从1913年秋冬，至1920年夏，江亢虎侨居美国。此间，孙中山则是在日本继续进行讨袁斗争，后又回国进行“护法”运动。孙、江之间似无联系。1914年4月，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在《民声》杂志上发表《孙逸仙江亢虎之社会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等文章，对亡命日本的孙中山和避难美国的江亢虎的社会主义思想，进行分析和批判。为何独独选中孙、江二人？因刘师复认为：“今日一般人之心目中，以为中国言社会主义者有二人焉：即孙逸仙与江亢虎是也。”他认为“孙江二氏所言，皆社会政策，而皆自称为社会主义。世人亦皆奉为社会主义，此真不可思议之怪事也”（注：转引自中国二史馆编《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4页，100页。）。对于师复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孙中山似乎没有时间去理会；而江亢虎则写了《社会主义学说》、《中国无政府主义之活动及余个人之意见》等文章进行答辩。由于这个辩论与孙、江关系没多少联系，这里不赘。
    值得提及的倒是江亢虎的赴俄。江亢虎从美国回国的动机，主要是想亲赴苏俄考察，同时想在苏俄的帮助下，收回外蒙（当时尚被白俄占据），以用作自己进行“社会主义”的试验地。他从1920年9月自美返国，至次年4月赴俄，在国内停留了约8个月。其间曾到江西、山西、河南等8个省游历讲学。大名鼎鼎的原社会党首领江亢虎回到国内，并四处演讲，自然引起了北洋军阀政府的注意。警察和便衣经常尾随跟踪他，随时向上报告他的活动情况。如1920年12月11日，密探宿汉臣报告说：江亢虎“日前在湖广会馆演说，其言词均系社会主义，以致青年学子多被鼓惑”。（注：《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第210页。）12月25日，密探韩景澄又报：“今闻昨日下午二时虎坊桥湖广会馆，有江西自治联合会在彼开会，研究反对该省戚扬各问题，并请江亢（虎）在彼演说多时，所说均系振兴民权、提倡自主各语。鼓掌之声，达于户外。”（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侦察长王光宇关于1920年北京军政动态及地方情况逐日报告》，全宗号1023，卷号102，第581号报告（1920年12月25日）。）29日，密探殷达源报称：“今闻江亢虎奉孙文之密约，已于昨日秘密出京赴粤矣。”（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侦察长王光宇关于1920年北京军政动态及地方情况逐日报告》，全宗号1023，卷号102，第585号报告（1920年12月29日）。）
    孙中山是1920年11月自沪返粤的。在广州，他内受军阀的牵制，外有英帝国主义的压迫，意欲接近苏俄、别辟一条新路。他听说江亢虎回国了、并拟赴俄时，便写信给在京的江亢虎，邀其南游。江利用其父与当时的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为“同年旧友”，素有“世谊”的有利条件（徐嘱国务总理靳云鹏对江不要阻拦），南下广州，讲学10天。江是乘海船到广州的，孙中山特派秘书长马君武到码头迎接。江偕夫人卢岫霙第二天即往孙的寓所拜谒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会见后，孙设便宴招待江夫妇。后来，孙还委托马君武在东园酒家盛筵宴请江亢虎，孙科代表孙中山出席，广东党、军、政、学各界领袖作陪。江亢虎后来在《中国近代元首印象记（2）》中回忆说：“余留粤10日间，先生屡以车迓谈，谈辄亘数小时，为说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并手绘图表甚详，又恳谈尔后对俄关系之重大，隐有嘱余先驱联络之意。惟余以赴俄尚系客观视察性质，究不知共产党真相如何。不敢轻易接受委托，恐误先生知人之明。”（注：江亢虎：《中国近代元首印象记（2）》，《华文大阪每日》第100号，第10页。）江亢虎的这一回忆，当时可能也是为给自己脸上贴金，亦不足据。不过，从当时孙中山的处境和思想状况来看，孙是极有可能打算请即将赴俄的江亢虎作为自己的代表，赴俄“联络”苏俄的。例如，1920年11月下旬，即孙、江会晤的前十来天，孙中山在与维经斯基的谈话中，一方面表示“对苏维埃俄国深感兴趣”；一方面表示想把“中国南方的斗争与远方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同时“孙中山抱怨说：广州的地理位置使我们没有可能与俄国建立联系”。会谈中两人谈到，“是否有可能在海参崴或者满洲建立大功率的无线电台”，从那里，苏俄“能够和广州取得联系”。（注：参见T·维经斯基《我与孙中山的两次会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
    五、孙中山“联俄”时，江亢虎“力持异议”；孙中山病重时，江亢虎却又前往探望。
    江亢虎从苏俄游历考察回来（1922年8月）以后，由于他拟议中的“征蒙计划”没有实现（此当另作一文），遂认为苏俄已变成“新帝国主义”，认为苏俄与英美一样，都是想把中国作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试验场”。因此，他在国内大肆鼓吹自己的“新民主主义”和“新社会主义”，并企图依靠南北军阀来推行这一主张（注：参见汪佩伟、李炤曾：《江亢虎的“新民主主义”研究》，《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2期。），成为了一个无耻政客。同时，他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表示反对，并于1924年3月上书孙中山，“力持异议”。（注：江亢虎：《中国近代元首印象记（2）》。）在信中，江亢虎以所谓“诤友之谊”的口吻，一方面假惺惺地表示对改组国民党“尤深钦佩”，“对于先生尊重仰止之意，则历久而不衰”；另一方面却批评孙中山“利用国外已成势力”，“聘用客卿，训练党军，并有金钱与枪械之接济”。江进而声称：“革命事业，当以人民自觉、自动、自决为原则，以民党自身养成之根本势力为先锋。”他“提醒”孙中山说：“利用国内已成之势力者国必乱，其利用国外已成之势力者国必亡。”（注：江亢虎：《与孙中山书》，1924年3月，见《江亢虎文存初编》，第223～224页。）这里所谓“国外已成势力”，显然是指苏俄。江希望孙中山放弃联俄联共政策。孙对此不予理睬。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1925年春孙中山病卧铁狮子胡同时，此时正以所谓“有特殊之资望、学术、经验”人士身份参加段祺瑞的“善后会议”的江亢虎，却也前往孙中山病榻前探望；孙中山辞世后，在中央公园的公祭仪式上，江亢虎却也献一挽联，曰：“成败何足论？民国开山，一生事业在革命。荣哀谁与比？列宁踵武，天下英雄惟使君。”此联的意境，应该说倒也不算太低。但是，政客江亢虎此后并未改变自己的顽固立场。当然，他也是不可能转向孙中山所指出的国民革命之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