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三世（1852-1870年在位）如今虽然被人誉为“现代法兰西的奠基人”，但长期以来却不如拿破仑一世闻名于世。中国百姓开始知道其人其事大概在19世纪80年代，亦即普法战争甫告结束不久。
    1870年，“天津教案”爆发，翌年1月25日，张德彝作为翻译随同通商大臣崇厚赴法“请罪”，到达巴黎之际适逢拿破仑三世战败色当不久，遂悉心考察，写成8部游记，其中第三部名曰《随使法国日记》，认为“两国构衅之由因50 年前夙怨未平”，1959年为争领土又埋下战机，而1870年西班牙王位继承一事则是导火线。①这里说的恩怨，系指1815年法国在滑铁卢所蒙受的耻辱，领土之争为意大利战争后法普对比利时、瑞士部分领土归属的争论，而西班牙王位问题则是法国反对德意志亲王继任西国王之纠纷。显而易见，作者虽然由远至近道出了战争的原委，但却忽视了，从拿破仑三世来说，之所以向普宣战还有想攫取莱茵河左岸、阻止德意志统一、转移国内视线等诸多因素。尽管如此，鉴于张只是一名翻译而非史家，能基本上分析出普法战争的起因，这在当时来说已属不易。
    本世纪上半叶，景懿环游世界，著书称“卢浮宫为法国历代王朝之王宫，成于路易十四之盛时，至拿破仑三世时代而增之。”②武进等人在遍游了欧洲诸国后，亦著书立说，把巴黎的扩建归功于皇帝，说“该城12世纪仅为4100余亩，至拿破仑三世扩至为127000余亩（230多平方里）。”③凡此种种足以证明， 拿破仑三世的城建举措在当时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除散见于游记的评论外，还有人编著欧洲历史书，赞扬拿破仑三世的业绩，如李泰棻说“帝即位后大施整理，工业实业均极其提倡。1850-1870年20年间所成铁路不下一万里，国内工场林立，与各国自由贸易，商业亦颇繁盛。法国技士来披西所造之苏伊士运河亦于纪元1869年告成，自欧洲至印度之海道缩短4000英里，其影响与商业可想见矣。”④
    何炳松对皇帝则贬褒兼而有之：“拿破仑三世在位10年实甚专制，宪法中名虽保存革命之原理，然不久即有废止出版自由之令”，可是，“政府虽然专制，而法之状况颇有家给人足之观，皇帝虽擅权，然颇具开明之想。利民之事不一而是……各种进步虽不始于此时，而集其大成则实在帝国之日。而且，1870年又有改订宪法及建设责任内阁之举。假如无外患之交乘，则拿破仑三世名誉之盛、在位之久，正未可量也。”⑤何的著作虽然成于60年前，但其论点与今日法国史界日趋成熟的看法不谋而合，可谓是有“远见足识”。
    与此同时，有人还翻译了有关人物传记、历史著作，向中国人介绍了洋人对法兰西至尊的看法：拿破仑三世加意内政……人民安居乐业，庆升平焉”⑥；皇帝的思想，前期为自由主义者如曾加入意大利烧炭党，后在阿姆堡又增加了温和的社会主义色彩，《消灭贫困》就是明证，最后则成为帝政主义，如著有《拿破仑观念》，宣传为实现拿破仑一世的目的而去重建帝国。⑦
    自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对拿破仑三世的介绍虽然比不上对拿破仑一世的宣扬，但仅就上述不完全的材料，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几乎所有的作者对拿破仑三世都能做到一分为二，既鞭挞皇帝在政治上的专制，又赞扬其促进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1949年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不少史家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为圭臬，对拿破仑三世谴责有加，称皇帝为“骗子加流氓”，1851年12月2 日的行动为“反革命政变”⑧，他的专政是“资产阶级反革命统治，不但阻碍了18世纪末叶就已开始了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事业的完成，而且成为欧洲的反动堡垒之一。”⑨
    1989年《法国通史》（张芝联主编）、1990年《法国通史简编》（沈炼之主编）相继问世。两部著述依据翔实的史实，对第二帝国的功过是非评论更为客观、公正。要说有所不同，只是对皇帝的褒贬分寸各有侧重。
    拿破仑三世研究虽然蹒跚起步，但毕竟在循序渐进，谁料想80年代末又被用来作政治注脚。其间，理论界有人称：“在近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发展起来，从而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 创造出了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的生产力，原因就在于它充分依靠了集权政治……法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在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后，政治急剧向专制方向退却时得到迅速发展的。”⑩
    不过，迷惘之中亦可看到亮光。早在1984年，郭华榕先生就撰文对帝国进行了恰如其分的评估，认为“法国在此期间完成了工业革命，经济获得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在政治革命之后，终于在经济上最终确立。帝国的政治体制亦逐渐自由主义化，以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帝国末期，基本上恢复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它获得了欧洲大陆的优势，促使欧洲各国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它在海外进行殖民侵略。总之，它是法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一个占有重要地位的资产阶级帝国。”（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