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柬埔寨古代史研究中,有一个谁也无法回避的问题,即:古代柬埔寨人何时建立起国家从而标志着进入文明时代?由于人们差不多公认古代柬埔寨人建立的国家是东南亚地区最早出现的国家,因而该问题也关系着整个东南亚地区是在什么时候跨入文明时代。经过我国学者的努力,终于判明:公元1 世纪在今柬埔寨地域开始出现早期的国家,进而说明古代柬埔寨乃至东南亚地区在这时开始步入人类的文明时代。支持这种说法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后汉书》的一条记载,该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肃宗元和元年(公元84年),日南徼外蛮夷究不事人邑豪献生犀、白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文内的“究不事人”即古代柬埔寨人,他们在公元1世纪末即已与中国通使,表明其国的存在(当然还有其他证据)。但有人却不以为然,对此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认为:究不事既不是柬埔寨,也不是真腊,更不是扶南。从而从其要害处抽去了柬埔寨公元1世纪建国说的主要支柱。许肇琳先生《究不事与柬埔寨辨》(发表于《东南亚纵横》1992年第3期)一文便是如此。该文称:“究不事不等于柬埔寨,也非真腊的异称,更谈不上同扶南相牵连。”事关重大,不得不与之理论、争辩。 我们与《究不事与柬埔寨辨》一文否定观点(以下简称“否定论”)的争辩,既是方法之争,也是内涵之辩。因此,我们拟从这两个方面展开我们的论争。 就方法而论,无非是全面与否、科学与否的问题。“否定论”的作者在其文中不惜花很大力气,用大量的篇幅于对音的考辨,从对音上考出,究不事不能与柬埔寨相对应,也与真腊、吉蔑不相涉,更不同扶南相连。且不说单从对音一点上作结论是否全面,单就如此作是否科学也大可商量。举例来说,如果要论证中央大学与南京大学是否是一个学校,只在对音上做文章,恐怕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中央大学与南京大学相对应。但它们又确属一个学校无疑。任何方法的使用都有一定的条件,在相应条件之下,运用某种方法演导出某个结论是正确的,因而其方法是科学的;丧失了这些条件,那怕是同样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可能是谬误的,此种方法不能说是妥当的。对音的方法也是如此,它的使用同样是有条件的,仅从对音上判断出中央大学不是南京大学的结论是因为忽视了“时间”这个条件,更舍弃了名字之下学校的内涵。从对音上讲,究不事不等于柬埔寨,这也应有个“时间”的条件。如果以究不事出现的公元1世纪为前提,究不事确不等于柬埔寨, 因为那时柬埔寨根本就不存在,由对音得出的结论可以成立。如果把时间这个条件换为“从历史的延续看”,该结论非但不能成立,相反的结论(即究不事人就是后来的柬埔寨人)则可以确立起来。即使按照“否定论”的说法,“扶南和究不事是两个差不多(此处应加“同”字——引者)时间出现在中南半岛上的两个不同的政治实体”,而“究不事”这个“政治实体”除在《后汉书》出现过一次外,以后没有再在史书上出现,此一点表明,该“政治实体”存在的时间不很长,而最终并入另一个同时存在的政治实体——扶南。扶南多次出现在我国史书,延续时间很长,直到为真腊所取代。我国史书记载证明,扶南——真腊——柬埔寨是一个国家一脉相承的发展。扶南包容了曾与它一度同时存在的究不事。由此,我们认为,最终成为扶南一个组成部分的究不事人就是后来的柬埔寨人的祖先,这有什么不可呢?犹如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把曾与黄帝同时存在而又最终融入黄帝部落的炎帝、九黎(首领为蚩尤)部落称为后来中国人的先祖(这一点恐无疑问吧?)当是一个道理。所以,包括对音在内的任何史学方法的运用都是有条件的,舍此,惟某种方法为是,就会陷入片面性,得出的结论亦很难是科学的。 再说“内涵”,由于它蕴含深沉,要辨之处甚多。 “否定论”者在认定扶南和究不事是两个差不多同时出现在中南半岛上的不同政治实体之后,又自问自答的作出小结。问:“究不事于今何在?其历史如何?”答:“这是一个还不易回答的问题,……是无法说清楚的。”读者不明白的是:既指不出在什么地方,又不知其历史的究不事,是凭什么将其定为政治实体的?古往今来,不知有否一个史家将其一个既不知其地望,也不知其历史的“国家”载入世界史册?“否定论”者把主张究不事与扶南有涉的人斥之为“想当然”,是“子虚乌有的推理、假设”。被指责者一定会问:指责者是否陷入了被其指责的错误的泥潭?由此疑问,引出一连串问题: 第一,究不事是一个政治实体的结论是如何得出来的?正如“否定论”的作者所说,在我国史书中,涉及究不事的仅有《后汉书》的两条史文。其实,直接提到究不事的只有《南蛮西南夷列传》中的一条,就是这一条,也只是一名:“究不事人邑豪”,一事:向中国汉王朝“献生犀、白雉”。除此,无任何有关究不事的具体内容。仅凭此一麟半爪的记录,怎能判定究不事是公元1世纪时出现在中南半岛上的一个政治实体呢?实在令人费解!何谓“实体”?新版《辞海》解:“哲学名词。……在西方哲学史中,一般指万物的基础。”又何谓“政治”?列宁简明扼要概括为:“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①。把“政治”与“实体”置于一起即“政治实体”我们可以理解为:阶级斗争及各阶级赖以进行此种斗争的基础。唯物主义者把“实体”的基本内涵“基础”看作是物质的,因而“政治实体”中阶级斗争得以进行的基础自然也应是物质的。政治的本意就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此,政治实体中那种为物质的基础就应是经济的。经济者,乃指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或消费的活动。要从事这些活动,必须有进行这些活动的场所、手段和运用这些手段的人。这是政治即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得以竖立和进行的基础。只有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方构成政治的最基本的内容,因而,所谓政治实体只能出现在阶级产生以后的阶级社会之中。从上可见,判定某个名称是否为政治实体至少要把握如下两条:(1)是否在某一地域有一些人运用一定的工具或手段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2)在这些人群中是否出现了阶级, 它们各自为维护自己阶级的经济利益而相互斗争,即产生了政治。具备了这两条,我们可以说,政治实体得以存在。如其相反,何言政治实体?史籍有关究不事的记载,丝毫反映不出两条中的任何痕迹。在此情况下,是根本无从谈到政治实体的存在的。既然如此,“否定论”者为什么要提出究不事是以一个政治实体存在于中南半岛呢?我们只好代为作出某种“假设”和“推理”:由于有人提出究不事即扶南,“否定论”者要力图对此加以否定,当他把究不事与扶南放在一起加以思量时,可能会想到:扶南既是一个政治实体(这一点人们不会有异议),与它相提并论的究不事为什么不能是一个政治实体呢?至于作为政治实体的其他因素就顾不得考虑了。究不事是一个政治实体的结论便是这样得出来的。此种推理能否成立,只能由人们评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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