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著文《拿破仑三世若干历史问题探讨》（《史学月刊》，1987年第1期）、《法国关于拿破仑研究的新动态》（《世界历史研究动态》1988年第6期）后，郭先生又集诸多史料、观点于一书，对帝国的内政、外交、战争详加论说：第一，突破了“反革命政变”的传统观点，认为“政变是1848-1851年法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决非是路易·波拿巴独自一人随心所欲的产物”（12）；第二，修正了帝国由专制转向自由的原有说法，认为中间还有一个“迟疑”的过程（13），从而把帝国一分为三，令演变更具逻辑；第三，强调帝国是促进经济起飞的典型，其原因是拿破仑三世政权在自由主义经济、控制经济之间找到了一种合理平衡，即将两者彼此结合，相互制约；（14）第四，肯定帝国的经济发展促进了社会生活的变化，但“同时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也充分暴露，社会隔阂与社会矛盾显得更加突出”。（15）……
    本人亦曾著文专论第二帝国的现代化，认为人口素质的提高、银行的输血等促进了工业、交通、城市建设；（16）至于拿破仑三世个人的作用，文章并不予以否认，而是强调“第二帝国的经济犹如行使在历史长河中的船，皇帝本人起到了顺风（客观条件）推舟（颁布法令）的作用”。（17）
    此外，本人的新著《法兰西末代皇帝》，对比了两个拿破仑，认为①路易-拿破仑代表着一种思想，其总统乃至皇帝的候选资格“早在奥斯特里茨时期就确定了”（雨果语）；②拿破仑三世虽然专制，但与拿破仑一世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不能时时处处颐指气使，帝国末期的自由化就是明证；③第一帝国对外战争功过参半，第二帝国出兵国外几乎一无是处；④拿破仑一世以赫赫战功名重史册，拿破仑三世则以注重经济建设而著称于世，理由是帝国时期，“法国经济突飞猛进，资本主义迅猛发展，从而跨入了现代国家的行列”。
    黑格尔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与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18）拿破仑三世与拿破仑一世，各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法兰西争得了荣誉，在历史上都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然而，纵观史界，有关拿破仑一世的著述汗牛充栋，而对其侄子的研究却是寥若晨星，其原因除受制于材料外，大概还拘泥于传统史学观点。
    注释：
    ①《三述奇》书稿，《世界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4期，第31页。
    ②景懿：《环球周游记》，上海1917年，第166页。
    ③武进等人：《战后欧洲见闻论》，上海1922年，186-187页。
    ④李泰棻：《西洋大历史》，下卷，北京1930年，第135页。
    ⑤何炳松：《近世欧洲史》，上海1929年，第197-198页。
    ⑥黄鼎译：《世界名人传略》，1908年，第10页。
    ⑦蒋镇译：《现代欧洲史》，上海1935年，第133-134页。
    ⑧《路易·波拿巴为什么能攫取政权？》，《外国史知识》，1981年第1期，第24页。
    ⑨《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上册，北京1972年，第319页。
    ⑩参见《新权威主义》，北京1989年。
    （11）郭华榕：《法兰西第二帝国的重要历史地位》，《世界历史》，1984年第4期，第58页。
    （12）（13）（14）（15）郭华容：《法兰西第二帝国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4、68、118、149页。
    （16）（17）王家宝：《论法兰西第二帝国现代化的条件》，《世界历史》，1991年第1期，第130、149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