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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依自然界气候变化而将一年分成春夏秋冬四季，安排人们的劳动和生活。年复一年，相沿成习。习定俗成的规矩不成文地一代一代的沿用下来，很少有太大的变化。一个家庭如此，乃至整个国家亦是如此。鸦片战后，虽然社会在变，不少人提出变的主张，但多数人是不愿变的。这是一种历史的惰力。所以，当社会改革思潮而起，总要遇到沉重的阻力。维新变法既然是一场政治革新，势必要触动封建统治赖以存在的根本“成法”。因此，维新变法一开始，围绕着变与不变、如何对待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等等问题，维新派与守旧官僚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争。
    在中国传统思想里，变是以循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士大夫们相信五德转移，三统相承，但这种古老的循环论到戊戌变法前夜已被进化论所打破。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第一次把进化论引入社会历史，借用今文经学家的公羊三世说，别开生面地说明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为现实的变法造出了一种历史依据。康有为认为变是天地之常经，天下事无一成不变之理。梁启超说得更明确，认为“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瘀制，变亦变，不变亦变”（注：《戊戌变法》（三），第18页。）。而严复译述的《天演论》，则让中国人第一次完整地知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公理”，这种学理是十三经里所没有的，它为近代中国人所面临的变局提供了一种易为局中人所能接受的解释。严复认为变法是时势促成的，时势的背后是“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能为力”（注：《戊戌变法》（三），第71页。）。维新派在论变的同时，还强调“变”与“新”相联，“革去故，鼎取新”（注：《谭嗣同全集》，下册，第 318页。）。力主用西学来改造中学，用新学来取代旧学。康有为托古改制，在孔子身上寄托的是议院、选举、民权、平等等一系列资产阶级思想，因此遭到守旧官僚的反对。守旧官僚把维新派提倡西学、新学说成是“以异说邪教陷溺士类”、“诬民”（注：《翼教丛编》卷六，第5 页。）。 是“影附西方，潜移圣教”，康、梁所著书“惊世骇俗”， “辨言乱政”，“抹杀二千年先贤先儒之传注”，“倡平等之说，以攻圣人之纲常；倡民权之义，以犯天威之震肃”（注：《翼教丛编》卷四，第40、41、64页。）；等等。御史文悌言论更具典型性，他说：“中国此日讲求西法，所贵使中国之人明西法为中国用，以强中国，非欲将中国一切典章文物制度废弃摧烧。全变西法，使中国之人默化潜移，尽为西洋人也。”“若全不讲为学为政本末，如近来时务、知新等报所论，尊侠力，伸民权，兴党会，改制度，甚则欲去跪拜之礼仪，废汉之文字，平君权之尊卑，改男女之外内，直似中国一变而为外洋政教风俗，即可立致富强，而不知其势小则群起斗争，召乱无已，大则各便私利，卖国何难。”（注：《光绪朝东华录》第4118页。）相信三纲一旦溃决，则中华将万劫不复。
    翁同龢对于维新派的变法主张是赞成的，这是他为什么援引康、梁维新派和支持光绪帝变法的原因。但是他不赞同维新派某些变法理论，尤其当他看到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很不以为然，认为他学术很不纯正，斥落他是“真说经家一野狐也”。当然持这种看法的人不只是翁同龢一人，在士大夫官僚中还有相当一批人，如孙家鼐、陈宝箴等无不如此。然而，翁同龢对守旧官僚全盘否定变法、把变法诋毁为“变夷”、“尽变为外洋政教风俗”、是“召乱”的说法也不赞成。
    1898年6月1日（四月十三日）、8日（四月二十日），御史杨深秀、内阁学士徐致靖分别向光绪帝进呈了《请定国是明赏罚以正趋向而定国是祚》和《请明定国是》两折，要求光绪帝明定国是，宣布维新，以示臣民之趋向。随后，康有为也条陈了《请告天祖誓群臣以变法定国是折》，要求“定国是以一人心”。光绪帝决心变法，并于6月9日（四月二十一日）前后，谕令翁同龢代为草拟宣布变法的国是诏。在这道国是诏中，翁同龢全面阐述了他对维新变法，尤其是新与旧、中学与西学的看法。
    翁同龢首先肯定变法是必要的：“试问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对于守旧官僚反对和阻挠变法的各种奇谈怪论表示异议，认为这样，“必致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只能“徒蹈宋明积习，于国政毫无裨益”。指出变法是历史的大趋势，“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
    接着，翁同龢谈了如何变法，他认为守旧不变，只能是坐以待毙，不行；但如“专崇西学”，置旧学于不顾，也不现实。因为那样做，不但他本人不同意，而且那些长期受封建文化熏陶的地主官僚士大夫知识分子也都未必答应。如果一定要那样做，不但救亡图存的目的达不到，而且还可能引起政局新的动荡，加剧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这对王朝统治是很不利的。他曾对张謇说：“法刓必变，有可变者，有竭天下贤智之力而不能变者。”（注：翁同龢《致张啬庵手书》、《致文卿》，1926年上海有正书局影印。）他充分肯定康有为、杨深秀、徐致靖等维新派要求明定国是的必要：“杨御史、徐学士言国是未定，良是。”完全赞同他们“守旧开新”的变法观点。他深深地感到，若使变法真的卓有成效，那就必须新学旧学兼容，中学西学结合，方能推陈出新，开创新局面。强调“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注：《翁文恭公日记》第三十七册，第58页。）。他这里讲的“西法”已不仅是指声光化电、格致、物理之类的西方自然科学，以及“修铁路、开矿藏、保使才、办学堂”之类的通商惠工、发展生产力的内容，而更多的是指我们前面所讲的他的那些改科举、废八股、停捐纳、变官制、开设制度局等改革封建上层建筑、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方面的重大内容。
    翁同龢这里讲的“圣贤义理之学”，主要是指孔孟思想为主体的儒家思想文化。儒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虽有大量的糟粕，但也有着不少的优秀精华之品，它凝聚和积累了中华民族的创造智慧，用“仁”、“恕”、“信”、“义”、“中庸”等等道德伦理范畴，涵养、培育、陶冶人们的思想、道德、情操，成为人们安身立命、处世待人和追求人格自我完善的规臬。而他的那种对国家安危、天下兴亡的负责精神和把“国”与“民”统一起来的民本思想，儒家思想中的这种“出世”的积极进取、自强向上的因素，更是浇铸着人们为国献身、为民请命、坚持正义、反对邪恶的高贵品质。中国自古以来，史不绝书的志士仁人、英雄豪杰，就是这种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所铸造出来的民族脊梁。翁同和所说的“圣贤义理之学”，理所当然包括这些内容。他所说的“圣贤”，除了孔孟之外，还包括他所崇拜的诸如范仲淹、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等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在内。他强调“尤不可忘”，说明维新变法不能也不应该抛弃这些。在人与人的问题上，儒家思想表现为以伦理为本位，重心在父慈子孝、社会和谐上，强调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它同西方文化以个人为主体、强调自我，截然不同。维新变法既然是为了“扶危定倾，止分割，救危亡”，要人们关心社稷，忧危国家和民族，这同倡导人们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的“圣贤义理之学”是吻合的。因此，翁同和认为在维新变法中提倡西学，仿效西法固然重要，但“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不仅不应抛弃它，而且也不可能抛弃它。事实上，在举国群疑、诸多士大夫官僚反对和阻挠变法的情况下，如果“专崇西学”，不惟做不到，也根本不可能做到。正确的作法应该是“中外大小诸臣，上自王公，下至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才是最佳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