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东北对南京的依赖与自主
    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蒋介石集团的慷慨承诺和卑劣做法，使张学良东北集团在对外关系中对蒋介石南京政府经历了一个由希望、依赖到失望、不满和自主的过程。
    张学良决心易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以此摆脱东北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困扰，所以，在东北易帜后的一段时间里，东北集团把南京视作对外的保护伞，处处表现出对南京的依赖与合作。第一，适应南京外交“统一”的政策，将东北的外交权上交南京。易帜后不久，张学良就公开表示：今后东北的外交“依中央政府之指令而行”。〔37〕当外交部要东北所经办之外交完全移交南京时，张学良立即命辽、吉、黑、哈各地交涉员将原案抄送到沈，汇册后于1929年3月1日移交南京。东北外交机构和外交官员亦基本按南京意旨改革。第二，在对外的冲突、交涉中，此种表现更为明显。如前所述，中东路事件之初，东北力谋和平解决，并与苏联达成初步协议，张学良把这一情况报告给蒋介石，希望得到蒋的认可，结果遭到蒋的否决，在此情况下，张仍向蒋保证：“绝不敢为局部交涉，致妨国家威信。”〔38〕同时命蔡运升“未得中央指示以前，勿与俄方商洽进行。”〔39〕他相信，南京定会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来挽救危机。在以后的日子里，张学良不断向南京报告边境的情况，陈述事件的严重性，要南京尽快对此做出决断，指出：“这决非局部之事故，亦非东省独立所能应付，应请中央预定方案，详为指示，俾中央与地方连贯一气，相机应付；事机危迫不容再迟，否则牵动大局，关系重大，自应预为虑及”。〔40〕8月20日， 奉命“辅佐”张学良主持对苏交涉的何成浚也向蒋介石汇报说：“汉卿态度颇镇静，确能遵照中央不屈不挠之办法解决一切。”〔41〕
    但是，严酷的现实使东北对南京的居心有所觉察，当时张学良曾气愤地说：“南京只叫我们打，什么也不管，打既然不行，就得和吧，可是南京又不叫我们管和的事，这简直是整我们呀！”〔42〕后来又说：蒋介石“系一阴谋的野心家，在他的阴谋里”，想“以外交解决东北”。〔43〕因此，在事关本集团利益的根本问题上，自做主张，对南京或阳奉阴违，或先斩后奏。这在对苏、对日交涉中突出地表现出来。到1929年11月，中苏冲突已见分晓，东北岌岌可危，张学良对南京不负责任的做法异常愤怒，当蒋介石电令其与苏重开谈判时，他回电说：“鄙意此事当初既由中央完全担任，而为时又逾数月之久，彼负有完全之外交，当局对本案应付计划，自必筹之已熟，兹虽小有波折，亦应别图良策，以善其后，若地方时机业已错过，实无术再事转图。”〔44〕他对南京已不抱希望，决定单独解决这一问题。12月3日，派蔡运升与苏方签 订《双城子草约》。随后，东北集团就与苏媾和达成共识，即：“对俄主和议，虽小有牺牲，亦必实行，以养元气”。〔45〕决定再派蔡运升赴伯力与苏谈判，越权予其全权代表资格。事后仅告知南京派蔡为中国代表，隐去“全权”二字，并要南京加委。南京虽认可，但对蔡的职权进行了限制，即：“商议正式会议之日期、地点及履行先决条件之方法……，无决重要问题之权。”〔46〕对此，张学良在表面上表示“秉承中央办理”〔47〕，但蔡仍是按东北集团的意志并以全权代表的资格签订了《伯力草约》，草约内容中“除规定解决中东铁路纠纷之办法外，而载有数种事项，属于两国间之一般问题”。〔48〕正因为有了中东路事件的惨痛教训，东北加强了在外交管理权上与南京的争夺。1930年12月，张学良不管南京是否允诺，恢复了易帜前的东北外交总署，以王镜寰为署长，直隶东北政委会。在以后的对日交涉中，东北名义上仍表示外交归中央，但又强调：“关于东北地方之案件，由地方解决，国际交涉即由中央负责”。〔49〕尽量将东北的外交权掌握在自己手中。1931年2月27日，张学良在同满铁理事木村就铁路问题会谈时表示： “关于此项问题尚未呈报南京；如果早日呈报，则有招致中央方面插手之虞，因此，可根据当地会谈进展情况，再向南京告之”。〔50〕中村事件发生后，张学良决定直接和日本交涉，不许南京外交部插手。〔51〕
    客观地说，在统一国家中，外交属国家权力，自应为代表国家的中央政府所独掌，地方政府无此权，至多是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下参与一定的外交事务。因为在对外关系中，只有国家利益，不应有单独的地方利益或集团利益，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是一致的。但民国一代，国家不完全独立，没有真正的统一，在对外关系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处于极其复杂的局面。中央政府常常为某一集团、派别所控制，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往往不是代表整个国家民族利益（当然也包括地方局部利益），而多是从本集团、派别私利出发，不仅损害了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也损害了地方局部利益。与此相反，在关系到地方的切身利益时，地方政府自行处理对外关系也已司空见惯。这一时期，蒋介石集团和张学良集团在东北地区对外关系上的分合，就是统治阶级内部中央集团与地方集团利益冲突的反映。这种关系在同时期其它地方军事政治集团与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关系中极为鲜见。蒋、张在对外关系上从集团利益出发，尤其是蒋介石鼓动东北挑起中苏冲突及对东北外交的不负责任，给国家民族利益造成危害。日、苏均利用南京和东北的矛盾采取分化政策，特别是日本，看到东北军在中苏军事冲突中的不堪一击，大大助长了其侵略东北的气焰，这是众所周知的。
    注释：
    〔1〕杨永泰呈献给蒋介石“削藩论”；“经济方法瓦解二集； 以政治方法解决三集；以军事方法解决四集；以外交方法解决奉张”。见简又文著：《冯玉祥传》，（台）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92页。 另见黄旭初：《北伐完成后的第一幕悲剧》，原载香港《春秋》月刊，后经黄汇编所著各篇，未举例原刊时期及号数。又见：《顾维均回忆录》（1），第406页。
    〔2〕《盛京时报》1929年1月21日。
    〔3〕〔4〕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9）， 第17、16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香港地平线出版社。（此书系影印， 无出版时间）
    〔5〕（台）《革命文献》第21辑，第1807页。
    〔6〕〔7〕〔9〕〔10〕〔11〕〔27〕〔28〕〔32〕〔35〕〔45 〕〔49〕《盛京时报》1929年2月23日、7月12日、9月13日、7月12 日、1931年2月14日、1929年7月23日、8月20日、12月12日、1930年1月18日、1929年12月10日、1930年12月13日。
    〔8〕〔14〕〔15〕〔20〕〔22〕〔23〕〔24〕〔26〕〔30〕〔34 〕〔38〕〔39〕〔40〕〔41〕〔44〕〔48〕（台）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二），第241、212、249 、241-242、215、222、223、219、248-249、265、241、243、221、232、249、256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印，1981年。
    〔12〕〔13〕王霖、高淑英主编：《万宝山事件》第123、134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
    〔16〕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电稿奉系军阀密电》，第五、六册合集，第12、7、278、137、137、31、31、31、23页，中华书局，1986年。
    〔17〕《国闻周报》第8卷，第27期。
    〔18〕〔29〕（港）司马桑敦著：《张学良评传》，第159、102，星辉图书公司，1986年。
    〔19〕〔21〕（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三卷，第38、33、3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25〕〔3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近代史资料》，总第71号，第260、26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31〕〔33〕天津《大公报》1930年2月3日。
    〔37〕《新民晚报》1930年1月18日。
    〔42〕《张学良和东北军》（1901-1936），第174页， 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
    〔43〕《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89页。
    〔46〕〔47〕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1），第155、172、 155、156、198、407、415、421、378、240、240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
    〔50〕《满铁史资料》，第二卷，路权篇，第三分册，第1063页，中华书局，1979年。
    〔51〕（美）付虹霖著，王海晨、胥波译：《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第100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