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以降，清王朝的政治构架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权威不断受到地方权威的冲击和挑战，中央政府式微，督抚擅权专用，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此种情势在辛亥革命前爆发的四川保路运动中表现得至为突出。其间，出现了四川军政大员违抗朝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相互对峙的状态。此种状态对于四川保路运动之发展、辛亥革命之发生，乃至清王朝之覆亡，均具极重要影响。本文拟就此略抒管窥，期就教于方家。
    一
    20世纪初年，帝国主义纷纷利用资本输出的方式疯狂攫取中国铁路主权，以达到其“借款夺路”之目的；清政府取悦列强，兼因“新政”费用取筹，不惜执行饮鸩止渴的“借款筑路”政策。1911年5月9日，成立仅及一日的皇族内阁因急于同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抛出“铁路国有”政策，悍然宣布将原已允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全部收归国有。翌日，邮传、度支两部各电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令其清查川汉铁路公司帐目以备政府接收。22日，清帝谕令王人文停收川路股款。6月1日，邮传部向王人文露出了欲鲸吞股款的口风。17日，清帝饬王人文查明股款确数，拟换发国家铁路股票。清廷侵占民利、出卖国权的行径立即激起四川官绅民商的强烈不满，四川保路运动便由是而起，四川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对峙亦权舆于此。
    其时，川督一职由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署理，赵莅位前暂归布政使王人文护理。面对群众日益高涨的保路呼声，护督王人文于5月31 日陈情内阁，反对中央的铁路国有政策，拉开了川省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对峙的序幕。继之，护督和总督与中央由在铁路国有政策上的意见相左逐渐扩及到与中央在其它一系列事件上的直接对抗，对峙状态全面形成。
    首先，四川地方政府在铁路国有政策的合法性、川汉铁路干线与支线的界定及川路股款处置的问题上与中央政府形成分歧。
    王人文认为：其一，“四川川汉铁路关系本省权利存废，应由本省咨议局议决”。因此，国有政策的颁定有悖法律，应“分别交院、交局（指资政院、咨议局）开会议决”，“以遵法律而顺舆情”；（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158页，科学出版社，1959。） 其二，1909年朝廷已明定“川汉铁路干线，系由宜昌经荆门州达襄阳至广水、或附近广水之处，接连京汉干路上，支线由荆门州经沙市至汉阳止”（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87页，科学出版社，1959。）。但国有政策却将干线展拓为“广水京汉路线之起处，经过襄阳、荆门州至宜昌……又由宜昌起，至四川夔州府止”（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130页， 科学出版社，1959。）。这就把不属干线的宜昌至夔州府六百里路段划归了国有；其三，停收川省租股，朘削川民股款，只是“租股本息俱在，若刊布誊黄，诚恐民间误会国家将以从前股本为捐款，……虑别生枝节”（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159页， 科学出版社，1959。）。6月1日，邮传部“歌电”明示：川股充民捐，政府没收全部股款，换给无法兑现的国家铁路股票。王于3 日复电抗议， 要求“（存款）应尽还川人”，“已用之款”方可“ 换给国家铁路股票”。（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162页， 科学出版社，1959。）
    赵尔丰竭力支持和鼓励王人文的做法。7月6日，赵以“真电”致王，谓“公既主张于前，丰必维持于后”（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台湾中央研究室、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784 页，中华民国83年（1994年）。）。15日，赵称赞王关于路款的处理办法，“正大切实，为国为民，两全之道”（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台湾中央研究室、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786 页，中华民国83年（1994年）。）。8月3日，赵尔丰正式执掌督篆。此后，他丝毫未改前衷，屡奏朝廷重议“国有”之策，甚至就在迫于廷命而制造“成都血案”的前5日，还呈请内阁川路仍归商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