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四川保路运动时期，四川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对峙，不特对四川保路运动产生了直接影响，而且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由于四川地方政府对保路运动的同情和支持，四川保路运动迅猛发展，它所产生的强大震波迅速扩及全国。各省民众逐渐看清了川事的真相，立即掀起声势浩大的声援川人运动。江苏咨议局电呈内阁总理奕劻，谓“川人争路惟求朝廷提交院议，此事尊崇法律，未可谓抵抗国家”。甚至连远离四川的山西、直隶、东三省的咨议局也同情川人，表示“力为川人抗争”（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台湾中央研究室、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215～1219页，中华民国83年（1994年）。）。在四川保路运动的鼓舞下，本已沉寂的湘、鄂、粤三省的保路运动又渐趋活跃起来。种种迹象均已表明，全国民众已彻底认清了清政府的反动本质，全部站到了爱国的川人一边，清政府民心殆尽，而一个民心丧尽的政权注定是要灭亡的。
    四川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对峙，不仅暴露了地方与中央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使业已存在的矛盾更加激化。6月1日，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和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端方联名拍发“歌电”给王人文，并唆使李稷勋迫王公开电文，王心生不满。因此，当邓孝可在《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一文中谩骂盛宣怀时，王实欲借此报复盛故未加丝毫究诘。四国借款合同一至成都，王人文便趁机弹劾盛，矛盾逐步升温，以致王最后愤于盛、端的专行，“故不制止同志会的发展”（注：彭芬：《辛亥逊清政变发源记》，见隗瀛涛、赵清前引书，337页。） 盛和端则参王沽名钓誉。此外，湖广总督瑞澂因惧怕端方觊觎其位，便怂恿端带兵入川，这就引起了同样想从川事中捞取好处的岑春煊对端的疑忌。9月15日，清帝谕令岑入川，“所有川省水陆各军， 及各省所派赴川援军，俟岑春煊抵川后，一并归该督暂行节制调遣”（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361页，科学出版社，1959。）。18日， 端方为争兵权，竟置早已“糜烂”的路事于不顾，建议朝廷“毋庸春煊再行赴川”（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377页，科学出版社，1959。）为了兵权，二人关系也剑拔弩张。其时，不仅地方官员与中央官员之间及地方官员相互之间抵牾丛生，就连中央官员之间也是矛盾重重。9月7日，赵尔丰逮捕了蒲殿俊、罗纶等人，盛宣怀和载泽主张处死二人，但内阁总理奕劻因未能从四国借款中捞到好处而对盛、载恼恨，遂唆使玉昆反对赵尔丰处死蒲、罗，与盛和载唱反调。可见，清政府各级官员在恩怨、兵权、金钱和地盘上聚讼纷纭、争斗不已，王朝的存亡安危已完全被置诸脑后，政府的离心力在不断加大。
    四川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对峙，还给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将保路运动适时地引入政治革命的轨道提供了有利的机会和充裕的时间。
    保路运动一开始，革命党人就采取“外以保路之名，内行革命之实”的策略。参加运动中来，利用保路同志会作为合法的斗争工具。5月，革命党人在成都四圣祠法政专科学堂开会，商议同盟会在保路运动中的作用、立场和方略。最后议决：一、“以保路为推倒满清的工具，而实行鼓动股东大会，组织革命军者同盟会”；二、离间官民，故意领导民众，拥戴蒲、罗诸人，暴动于省城之中”；三、同盟会会员分赴各地，“提挈人民，组织民军，共同革命”，“各以数百或数千人，割据州县，或进攻成都，包围于省城之外”。（注：曹叔实：《四川保路同志会和保路同志军真相》，见隗瀛涛、赵清前引书，380页。） 成都会议的第一个成果是吸引了大批哥老会成员进入保路同志会，并且他们“在保路斗争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注：吴晋航：《四川辛亥革命见闻录》，见《辛亥革命回忆录》（三），中华书局，1962。）。革命党人还不失时机地策动属于封建地主和地方士绅领导下的民团参加到保路运动中来。为了进一步把保路运动引向革命，同盟会还采取了两个重大步骤，即召开新津会议和罗泉井会议。这两次会议不仅加强了同盟会与会党的联合，巩固了同盟会在联合战线中的领导地位，而且也筹议了四川革命的进程。 9月7日，赵尔丰诱捕了保路运动领袖蒲殿俊、罗纶等人， 成百上千的群众潮水般涌向总督署，要求释放蒲、罗诸人，赵尔丰下令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实行血腥屠杀，此即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成都血案”的发生表明，人民群众和清朝封建统治者之间再也没有调和的余地，决战的时刻已经到来。革命党人紧紧抓住战机，毅然决定发动起义。9月8日，武装起义的枪声首先在成都打响，各地纷纷起而响应，革命烈火迅速燃遍巴蜀大地。9月28日， 辛亥革命时期由同盟会会员建立的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荣县军政府成立，为保路运动向何处去指明了发展方向，树立了光辉典范。随后，四川各州县相继独立，建立军政府。清政府的统治在四川被撕开了一个口子，清王朝的统治已是日薄西山，夕之将至。
    四川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对峙，不仅坐失了镇压四川保路运动的良机，而且打乱了中央政府的全局部署，牵制了清廷大量兵力，为武昌起义的爆发乃至胜利都提供了有利条件和有力支援，加速了清王朝在全国统治的全面崩溃，从而使得四川保路运动作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而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镇压日趋激烈的川省保路运动，清廷手忙脚乱地从粤、鄂、湘、黔、滇、陕等六省调集大批军队入川助剿，削弱了这些省的反动武装力量。在奉调入川的六省军队中，尤以湖北兵力最多、枪械最精，计有湖北第16协第31标、第32标1营约二千余人，毛瑟枪二千余枝， 另有军需辎重若干。这就为湖北革命党人发动起义大大减轻了军事上的压力，武昌起义也正是在此条件下爆发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911年10月11日，即武昌起义的第二日，湖北军政府成立，清王朝在湖北的统治寿终正寝了。在武昌起义的影响和推动下，各省纷纷独立并建立军政府。1912年元旦，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国家政权--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它的成立宣告了清王朝在全国统治的最后覆灭，近代中国的历史也因此向前跨了一大步。
    同盟会会员曹叔实曾这样说：“四川保路同志会和四川保路同志军，实为吾党辛亥革命军之始，……该会为同盟会所酝酿而开，该军亦为同盟会所组织而成，而为辛亥革命之起点也。”（注：曹叔实：《四川保路运动同志会和保路同志军真相》，见隗瀛涛、赵清前引书，380页。）同盟会的创始人之一宋教仁也曾这样评价道：若没有保路同志军取得全蜀为之堂奥，则“鄂渚一城，孤悬江介，大兵云集之时，计可克日收复已耳。”（注：宋教仁：《论川鄂有连合之势》，见隗瀛涛、赵清前引书，401页。）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指出，“若没有四川的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的”（注：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161页。）。但是， 若无四川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对峙这一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特殊事件的发生，四川保路运动、武昌起义以及清廷垮台又必然呈现另一种状貌。正是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四川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对峙加速了清政府的覆亡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