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四川地方政府对抗中央政府的另一焦点是粤汉、川汉铁路四国借款合同。
    6月14日，粤汉、川汉铁路四国借款合同传至成都。19日， 王人文即呈奏中央，“借款合同，于路权、国权丧失太大”，并条分缕析合同中丧权之隐，要求严惩合同的始作俑者盛宣怀，谓“罪其一人而可以谢外人，可以谢天下，可以消外患，可以弭内乱”，再“治臣以盛宣怀同等之罪”，为川事“虽身被斧锧，甘如糜饴”。（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207～208页，科学出版社，1959。）不惧丢官死谏。27日，王又代奏立宪派人罗纶等签注的四国借款合同，愤斥合同“损失国权，莫此为甚”，“合同失败若此，即尽举其款优恤川人，川人亦所不受，即邮传部横施压力，强制川人，川人有死而已，不能从也”。（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207～209页，科学出版社，1959。）王人文不畏舍官纳命，并挟地方恫吓朝廷，表明与中央抗衡的态度较先前更坚决、程度也更激烈了。
    在借款合同问题上，赵尔丰与王人文的态度也基本一致。7月23 日，王已因屡抗朝旨而两遭廷斥，赵却盛赞王“所陈皆为国之计”，“惟公正气特识，萃于一身，实为丰所钦佩”，并嘱王“多留一正气以撑持乾坤”。（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台湾中央研究室、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787页，中华民国83年（1994年 ）。）8 月27日，赵致电内阁称应将合同交资政院议决。翌日，与成都将军玉昆等人领衔重奏此事。9月1日，赵又两次会同玉昆等人要求内阁弹劾盛宣怀、重议合同，并据合同第16款载明的“如有政治上、财政上意外之事，合同即行作废”等语，替朝廷擘画借川民保路运动废约，敦促中央“现在大局如此，即不提出修改合同，已有万难履行之势”，“眼前不议修改，则以朝廷当内讧；将来不能履行，又以朝廷当外侮”。（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293页，科学出版社，1959。） 赵尔丰继续违旨朝廷、颉颃中央的立场丝毫未有转变。
    最后，四川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相对峙的最突出、最集中的表现是，地方大吏回护保路运动，迟迟不愿取缔保路运动的领导机关--保路同志会和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会，也不愿拿办保路运动的首领，促成了保路运动迅速升级。
    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清帝谕令王人文“严拿首要， 尽法惩办”（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182页， 科学出版社，1959。），王却表示对同志会“不可绳之以法”（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202页，科学出版社，1959。）。 实际上等于保护了同志会，一时间各种保路同志会分会、协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7月31日，清帝下令赵尔丰解散包括同志会在内的各种群众集会，并 “将首要数人，严拿惩办”（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 234页，科学出版社，1959。）。而赵也未遵旨，理由是“若纯用压迫，反动转增，于事未必有济，而地方反受其弊”（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272页，科学出版社，1959。）。 赵还两次亲莅已被朝廷斥为非法的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会，赞誉会众“具爱国之热忱”（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248页，科学出版社，1959。），并亲督会场通过了《遵先朝谕旨保四川川汉铁路公司商办案》，允为川人维护路事。当特别股东会请赵代奏抗议端方要求拿办保路运动首领的电文时，立即得到了赵的首肯，谓“端佳电诚无理，早已电驳之。今此电稿自当照转并加重语”（注：隗瀛涛、赵清：《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324页，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8月24日， 特别股东会议决“自明日起， 全川一律罢市、罢课”（注：四川省档案馆编： 《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 38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26日又议决“以租股利息抵扣正粮， 不纳捐输”（注：转自鲜于浩《 赵尔丰与四川保路运动》，见曾绍敏编《荣县首义与辛亥革命》，336 页，成都出版社。），保路运动越出常轨。 清帝急令赵尔丰厉行镇压， 赵却频与“乱党”首领接触，会商解决罢市罢课、抗粮抗捐问题，并表示“彼此须同心协力，大家商量。诚恐轻易决裂，反至不可收拾。我总当竭力维持”（注：《四川血》，见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413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8月27日至9月 4日，清帝接连四次严饬赵镇压川民， 赵仍以兵力不足且士兵多系川籍、恐酿激变为托辞，继续磨蹭延宕。
    至此，清廷已对王人文、赵尔丰等川中大吏完全失望，只得急令端方率军入川镇压，并令四川提督田振帮会办。9月5日，赵尔丰在六拒朝旨、多次吁请无效的情况下，被迫顺旨行事，但仍流露出被逼无奈的情绪和对镇压必致严重后果的担忧。“惟有假兵力之所能及，尽力剿办，地方之损害，则固所不免；外人之危险，更所在堪虞。尔丰既有所见，不敢不言之于先，恐将来必有籍此以为口实者。”（注：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309页，科学出版社，1959。）至是时， 四川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对峙状态便宣告结束，历时共三月零六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