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史观的不同，对历史事件的客观定位就会有很大的差异。在革命史观的制约下，一些好心的史学工作者为了肯定戊戌变法爱国救亡的进步意义，就千方百计让其向革命靠近。以往在记述中国近代史时，习惯上认为有三大革命高潮，即太平天国革命、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这里的第一和第三次革命高潮且不作评论，而将戊戌变法作为第二次革命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是难以顺理成章的。因为戊戌变法并不是人们普遍接受的那种以武装斗争来夺取政权的革命运动。也有的史学工作者，出于肯定戊戌变法的良好愿望，认定戊戌变法就是一场革命。1982年前后，《光明日报》和《华南师院学报》先后有人著文，称戊戌变法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也要求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还要用新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去代替旧的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用君主立宪代替封建的专治统治，这是资产阶级的一次夺权尝试，是一场社会革命。这显然将和平改革也列入了革命范畴，与习惯上所称的武装革命混为一谈了。其实，这都是单纯革命史观指导下的一种误区。
    平心而论，改良，或曰改革、变法、维新（笔者认为这些词汇无本质区别）也是社会赢得进步的一种手段，不应将改革与革命对立起来。综观古今中外的历史进程，可以清楚地发现，和平改革与武装革命是社会演进，尤其是政治变革的两种必不可少的手段，恰如鸟之有双翼，车之有两轮，缺一则难以行进。通常情况下，如果有开明而富有远见卓识的当权者可以顺应时代潮流而进行改良或变法，则是最受人民欢迎又最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最佳改革社会的方案；而武装斗争则是在阶级矛盾极其尖锐，一切方法都无济于事的情况下解救社会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最后的方法。但在以往的中外历史进程中，开明的当权者总是少数，矢志去改革者更屈指可数，因而武装的革命斗争则较和平的改良在赢得社会进步方面就广泛得多。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集权极为发达又延续时间相当长的古老的社会中，和平改良的成功十分少见，武装斗争则变为推翻旧政权的主要方法。“一治一乱”、“马上夺天下”成了许多政治家的共识。特别在近百年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和平改良几乎无用武之地，无情的历史雄辩地证明武装斗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方法。人们歌颂革命，肯定武装斗争，将戊戌变法往革命方面拉，甚至批判改良主义，都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随着历史脚步的推进，尤其是近20年中国改革开放逐步成功的社会实践，再去反观历史，就应该超越革命史观，给改革或改良以历史的客观的肯定，给戊戌变法运动以科学的定位，用不着将戊戌变法这样的一场地道的改良主义运动硬往革命上拉。
    近代化或曰现代化，从广义上讲，就是将传统的农业文明转换为现代的工业文明。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经历的就是一个由旧式的中世纪向现代的新文明转型的复杂而漫长的社会变迁。这种转型是一个广泛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政治革命、制度更换仅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诚如李文海在《晚清政治革命新论》一书的序言中所讲的：“近代化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从来就是一个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种因素综合的产物。”用近代化史观去考察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进程，不仅包纳了百年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而且涵盖了像戊戌变法这样的改革运动和其他众多的社会变迁，这就比革命史观广泛得多，也较接近历史的真实。以近代化史观给戊戌变法以总体定位，既不会在改良与革命上纠缠不清，也大体能摆正其应有的历史地位。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近代化是一种畸形的近代化。就是说它不是中国社会母体自身运作的必然结果，而是在外力的压迫下，将西方的现代化嫁接到中国来的。在这种嫁接过程中，习惯上将洋务运动称之为向近代化迈出了一小步，即有限地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生产力，使传统的中国社会发生了某种分解，出现了近代的工业和与之相联系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戊戌变法则是洋务运动的进一步升华，要求在思想和政治领域进行全面变革，用君主立宪来代替封建专制制度，用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去改革封建的旧文化。辛亥革命则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宣传了三民主义，带来了思想解放，确立了民主共和的新的社会观念。这就是从近代化史观出发，在五四运动之前的中国近代化的三个重要阶段。这种描述，是不是将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给贬低了呢？其实没有。在近代化运动中，农民的斗争从来都是附属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毛泽东对此曾做过多方面的论述。那种将农民的革命斗争看作比资产阶级的进步运动还高的观点，显然不是用近代化史观去分析问题。实际上，太平天国的重要意义是从一个重要方面促进了洋务运动的开展。太平天国削弱了清廷的专制统治，迫使清廷去“借法自强”；太平天国加强了与西方的文化联系，产生了《资政新篇》这样的学习西方的重要纲领；太平天国使地方督抚权力上升，客观上为那些洋务大员办洋务提供了条件；清廷的洋务大员也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认识了办洋务的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太平天国虽不是直接推动，但间接的作用非常大。义和团运动也是一样。表面看，义和团是武装斗争，戊戌变法是和平改良，相互对立，没什么联系。但实际上，义和团运动使康有为、梁启超未实现的改革愿望出现了转机。因为慈禧太后出于一己私利去利用义和团之后，以八国联军入侵的悲惨结局而告终，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战争，清廷彻底垮掉了，其内部的守旧势力也毫无力量可言，清廷要想苟延残喘，只有实行他们镇压了的康梁改革派的办法，即变法图强。于是1901年开始推行新政，实际是实行“百日维新”时的一些改革方案。1901年后的新政，有些改革较戊戌变法还扩大了。例如康梁只主张废八股，1905年则将科举制度彻底废除了。义和团运动是1901年新政出台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时在客观上使戊戌君子们的变法主张成为现实。从这个角度讲，义和团和太平天国革命，客观上都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历史事变的连接，并非都是正面的、直观的，很多时候是反面的、曲折的。
    实事求是地讲，如果超越革命史观，按照近代化史观给戊戌变法定位，它则是五四运动前中国近代化三个相互递进的事变中间的一个，起着承先启后的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