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往说到维新派，学术界总习惯于将之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视其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每逢提到戊戌维新，总要先行陈列一下中国当时那点拿不到台面上的民族资本，进而将维新变法的失败，归结于这个阶级的稚嫩和不成熟。其实，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诸人与中国当时寥若晨星的民族资本家，实在寻不出太多的关联。埋头创业的商人中的多数，对政治运动毫无兴趣，生怕被牵连致祸。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当时至多不过是一种半成品，还谈不上自己的要求和呼声。康有为和他万木草堂的弟子们，从本质上讲还是属于在中国许多历史时期都存在过的异端派士大夫，如王充、范缜、李贽、黄宗羲、顾炎武、颜元等等，但特殊的时代赋予了他们特殊的学识和见地，使他们的思想中有了生吞活剥、消化不良的西学成分。但是，如果没有甲午战败，没有甲午战后瓜分中国狂潮激成的政治情势，万木草堂的师生们大概也与他们的先辈王韬、冯桂芬等人的命运相似，只好著书立说以终老，未必有机会在中国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从某种意义上讲，维新党人是中国社会急于事功（改变中国命运）的普遍心理造就出来的一批热衷于急功近利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急于报仇雪耻的中国社会，烘托出一批一出山就宣称能在十年走完西方三百年、日本三十年才走完的自强之路的“狂人”。
    作为思想文化上的启蒙者，维新派的确“狂得其所”，一支支毛锥摧枯拉朽，涤污荡浊，振聋发聩。但是，在那个时代，被“时务体”妙文所唤醒的只是那些有心救国且思想开化的士人，而老百姓的大多数却依旧被文化保守主义的迷雾罩住，他们将绵延几十年打洋灭教中累积起来的仇恨，在变法运动中释放出来。农民对西方的敌视，使他们连带着对一切向西方学习的行为表示不解和反感，整个变法期间，农民对变法表现出了惊人的冷漠和并不惊人但也非常明显的敌意。
    老百姓与维新派之间是相当隔膜的。长期以来，统治者执行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肉食者谋的政治也许最忌讳的就是让老百姓了解真相。所以，老百姓除了交粮纳赋之外，一般很少与政府打交道，打官司也是迫不得已的行为，无论是朝廷的党争，还是政策的变化，只要不在赋税上有所反映，老百姓总是漠不关心。同样，他们也不太清楚朝廷政争中的正义和不道德，因为他们没有能力了解真相。老百姓对忠臣义士的同情心，一般只寄托在戏台人物身上。
    一般老百姓实际上并不了解维新派的主张，更无从体察他们救国救世的良苦用心。也许是由于时间持续得不久，而且也没发生战事，更关键的是维新政治几乎与他们无关，所以，在近代历次重大事件中，维新运动在农民中留下的印象最为淡漠。有位研究者写道：“查一下湖南地方志，就可感到边远地区和农村并没有受到维新运动的波及。如《嘉乐县志》对咸丰年间的太平军的活动记录极为详尽，而戊戌年的记载却未提及维新运动一字；《安乡县志》记有该县戊戌年三件大事：一、南洲门设站；二、夏五月十三大风雨，屋多倾颓；三、匪贼寇焚衙署，毁民居，县绅集民兵御杀之，均无一件与维新运动有关。”（郑焱：《湖湘文化背景对湖南维新运动兴衰的制约》，载《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9（3）。）维新运动搞得最红火的湖南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实际利益（这也是难免的），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大都一时与老百姓毫不相干，所以没有什么人会把维新变法当成“大事”。
    在某些情况下，老百姓还对变法有些不满。北京的维新政策有些确实损害了老百姓的实际利益，如为了整顿街道，下令禁止在前门大街设摊贸易，将所有摊贩赶至西河沿，甚至禁止店铺悬挂招幌，违者笞罚，使平日熙熙攘攘的大街为之一空。（胡寿颐：《春明日居纪略》，载《戊戌变法》，1版，第1册，557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这些被驱赶的小商小贩和被妨害的店铺主人显然不会对变法说好话。改科举、废八股之举，应该说是断了相当多的贫寒士人的入仕之路，改革对他们的损害显然要比乡绅子弟大得多，因为他们缺乏经济能力改弦易辙，获得西方式的教育（这种教育费用高，而且新式学堂多设在城里，更休谈留学）。改淫祠与寺庙为学校之举，在相当一部分农民眼里，几乎是与洋教和洋鬼子干的勾当相差无几。在变法运动中，由于废庙兴学，一些地痞流氓趁机打火抢劫，严重侵害了僧尼的利益。这样，既损害了农民的信仰感情，又威胁了僧尼的生活（大部分僧尼道人均属贫家子弟）。信仰上的迷信，应该扫除，但这必须依靠农民的自愿自觉，强加于人，一般只会事与愿违。此外，湖南维新派将保甲局改为保卫局，是他们学习西方兴办警察制度的一种尝试，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的措施，保卫局成了官绅合办的警察机构，对城乡的治安大有裨益。但是，由于湖南著名的反教乡绅周汉的竭力煽动，湖南反教情绪非常浓厚，因而，保卫局的主要使命之一就是取缔老百姓的打教闹教运动，保护各个教堂。在维新派眼里，此举虽每年花费数千金，但比之打教导致的赔款还是要合适得多。但是在老百姓眼里，他们不啻成了洋鬼子的保镖。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一些还能知道有维新变法这回事，晓得世上有个“康党”的老百姓眼里，康党的形象会变成“白脸”。正像维新派自命不凡地将一般老百姓说成“愚民”、“君盲”一样，在老百姓眼里，康有为和一班要变法的人俱是“奸臣”与“汉奸二毛子”。政变发生后，与维新派联系紧密的张荫桓也被捕入狱，由于英国公使的干涉，免死远戍新疆，在押解途中，路过直隶省城保定，“两市观者万数，咸呼曰：‘看大奸臣。’或者甚其词者，曰此老如此形容，富贵已极，犹不知足，尚妄思作皇帝耶？何如杀却，岂不省事？舆论纷纷，异口同声”。（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载《戊戌变法》，第1册，495页。）这里，人们是把张荫桓当作维新派来看的，所以说张荫桓也等于是说康、梁。在那个时候，顽固派所造的谣言“康有为进红丸，谋弑皇上”，原属荒唐*
    极，可在城乡却不胫而走，康有为要当皇帝的无稽之谈也传得沸沸扬扬。山东的一个小小典史（属不入流的佐杂官，在清末，这种官如果候不上差，往往穷困潦倒，与一般贫民无异），居然十分自信地断言：“妙峰山四月十八冻死百余人，其兆甚凶。光绪皇帝前年信用康有为，无故的要变法，我们中国铁桶的江山，叫他闹坏了。”当被问及康有为是何等人时，该典史斩钉截铁地回答说：“谋篡位者也”。（王熙：《行脚山东记》，载《义和团》，1版，第1册，408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7。）在政变发生后的年月里，山东城乡街谈巷议，“大抵不外‘天灭洋人’，‘李鸿章卖江山’，‘光绪爷奉教’，‘袁世凯造反’，‘康有为封六国圣人’之类”的无稽谣传。在八国联军入侵开始之后，甚至还有传言“康有为带六国兵来，现在僧装，住烟台店中”。（同上书，第409页。）而当时的天津民谣有“八镇八远加一康，卖国奸贼李鸿章”之句，（陈振江等：《天津义和团调查》，1版，173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1。）似把康有为与李鸿章相提并论，同斥为“卖国奸贼”。这种论调在北京的街谈巷议中其实很普遍，在甲午战败后痛诋李鸿章之余再顺便加上康有为，在八国联军破城时，居然有人传言亲见是康有为带洋兵进来的。（参见仲芳氏：《庚子记事》，1版，231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义和团运动中赫赫有名的要杀“一龙二虎三百洋”的口号中，找出变法期间顽固派有关光绪帝入教的谣传的蛛丝马迹，嗅出在义和团运动中团民对变法运动的反感。据说，维新派的激进分子秦力山曾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只身至天津，求见掌拳大师兄，痛陈利害”，结果被指斥为“二毛子”。（冯自由：《革命逸史》，1版，第1集，8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