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维新派与一般民众之间误会之深，隔膜之深，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众所周知，历来变法都是一项艰巨的工程，挨骂是变法倡导者的本分，而且往往由于变法后的反动而下场很惨，但被人指斥为卖国贼，可能还是康、梁等人拔的头筹。我们应该承认，双方的这种隔膜与误解，不只是维新派自己的悲哀。
    在变法刚刚失败时，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在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信中说，中国此次变法“生不逢时”：“贵邦三十年前，外患未亟，其大忧仅在内讧，故专恃国内之力，而即可以底定。敝邦今日如以一羊处于群虎之间，情形之险，百倍贵国”，（佚名：《新党某君上日本政府会社论中国政变书》，载《戊戌变法》，第2册，第607页。）痛感变法碰到了列强瓜分殖民地的狂潮上，国际形势的险恶对变法的种种不利。其实，梁启超还忘了与险恶的国际形势有关的另一种变化，这就是由于长时间西方侵略和中国失败与屈辱造成的民众反侵略情绪的高涨和夹杂着的非理性排外情绪的过热。
    对于一般老百姓，尤其是农民来说，虽然他们的民族与国家意识并不很鲜明，但外国侵略给中国造成的屈辱，他们也是清楚的，并在战争中本能地站在本国政府一边，“护官”与“保朝”。冯子材中法战争期间临战招兵，振臂一呼20营即足额，连远在贵州山区的农民，听说中法开战，碰见前业游历的“老外”就当成间谍来围打。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廷的官兵与日本人打了那么久，不过毙伤日军千余人，而台湾一地的民众武装就先后使日军付出了万余人的代价，包括一名皇室的大将。
    但是，最令老百姓感觉痛楚与不平的，还是与西方教会的冲突。由于西方传教事业的武力背景，也由于它们强烈的文化征服意味，当然也由于农民与传教士之间深刻的文化隔膜，在传教士眼里，中国农民是不开化的土人，而在中国农民眼里，传教士则是缺乏人伦的禽兽与挖眼剖肝无恶不作的邪教恶魔。不要以为数以万计、不胫而走的洋教毁弃神佛、不敬祖先、荒淫乱伦、挖眼炼银等等传说仅仅是讹言而已，在当时，相当多的老百姓是信以为真的（当然也确有一些真的因素如不许祭祀祖先）。他们参加打教，一方面是因为洋教确实触犯了他们的某些利益，另一方面则是真诚地想驱逐这些前所未闻的邪教妖魔，以求太平安宁。几乎每次打教闹教事件，参加者大多是理直气壮的（少数有意趁火打劫的匪徒除外），在他们看来，那些拐人孩童、淫人妇女、挖眼制药的邪教恶魔理所当然地应该受到惩治，官府应该支持他们。但是，事情的结果却大出他们的意料，几乎每次他们都被告知是他们错了，他们不仅要为此付出赔款，有时还要搭上性命，为首者只要被拿住，无一例外地要入狱或者杀头，有些教民还要求赔情道歉，让打教者受到公开的羞辱。
    几十年来，没有人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他们打不赢官司，为什么他们传得沸沸扬扬的奇事其实并无其事，只是成见和误解的幻觉，更没有人向他们宣传迷信的害处、偏见的无益。再加上本来就掺合在其中的教会真实的劣迹，一些民方有理的教案也同样以民方的败诉结束，使得他们的愤念愈积愈多，到了甲午之战，瓜分危机的到来，原先积蓄以久的怒火顿时燃成民众的反抗之火。以武装起义形式表现出来的打洋灭教活动渐渐在中国大地蔓延，四川、浙江、湖南、直隶与山东都掀起了普遍性的有组织的武装打教风潮，参加的农民认为教会就是潜入中国各地为瓜分中国工作的先遣队，反教活动已经从平日的民教纠纷上升到救国拯民的层面，被赋予了反帝爱国的意义。
    然而，这时勃兴的乡村民族主义，其非理性的盲目排外情绪很浓，心怀愤怒的乡民们没有能力和见识向前看，采取向西方学习而后自强的正确方针，他们打教灭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回到平静的过去。因此，在一般老百姓高涨的民族情绪里，一切外国的东西，包括几十年来开明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所有成果与痕迹，都具有不名誉乃至罪恶的意义。在山东反洋教的人们，对洋学同样的反感，打洋教与打洋学是混在一起的，本来并不讨厌轮船与火车的农民，因为这两样东西附带的外来侵略意义，也开始痛恨起它们来了，扒铁路、拆电杆成了相当普遍的行为。
    本来，在前资本主义状态的国家，进行近代化变革时都无一例外地会受到来自民众方面的阻碍，甚至仇视，但是像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这种带有强烈仇恨的普遍敌意还是不多见的，这种普遍的敌意和充斥城乡的不安，已经使中国处于一场民众大风暴的前夜。在义和团运动过后，许多人都认为它是对戊戌变法的一种反动，甚至把西太后与顽固派的倒行逆施看作是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根本原因。其实，他们都忽视了老百姓反帝反侵略意识和排外情绪的积聚，更忽视了中国进入近代以来农村日益严重的经济困境和普遍的贫困化，而后者才是一场大的民众运动爆发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