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是近代的一件大事，在建国以来厚今薄古的思想指导下，它得到了大陆学术界相当多的关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关注的目光显然过于聚焦于维新派的几个头面人物（再加上光绪）；在史料的运用上，又过于相信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了美化自己而加工的东西。而且，多数论著往往在维新与顽固两派的斗争的框架里翻筋斗，颇像民间戏剧中的忠奸斗争模式，只不过其善恶和好坏没有那么鲜明罢了。
    当然，这十几年来人们的视野宽了许多，但实质性的改变却没有出现，戊戌研究领域还有不少有待研究的问题。这里就几个为人们不太注意或者没说清楚的问题，谈一点看法。
    第一个是变法失败的制度因素。这个问题有人涉及过，但往往是强调封建制度的滞后和阻碍。其实，导致变法失败的最关键的问题，是晚清政治格局中的大太后和小皇帝的架构。现在已经不是人人都把西太后定性为顽固派首领了；显然，西太后对变法的勉强态度，与她面临的制度上的尴尬有关。本来，按清朝的祖制，是绝不允许太后临朝的，而有清一朝，又恰恰是个最讲祖制的朝代。利用一个特殊的机缘，西太后实现了对祖制的突破。但是，即使是精明强干的她，也不能不顾忌制度的约束。实际上，在她统治的几十年里，她必须拉住咸丰的两个亲兄弟恭王和醇王，或此或彼，与她“共天下”，以遮掩她的“突破”。当她第二个“儿子”光绪成人时，她不得不从形式上交出了权力。然而，紧接到来的甲午战争的失败，朝野的压力又逼她交出实际的权柄。三十年前就不相信倭仁“忠信仁义可以为干戈于橹”的她，自然不可能不知道中国必须变法的道理。但是碍于制度，她只能眼睁睁看着光绪站在前台。如果变法成功，肯定意味着她权力的彻底丧失。
    当事人和后来人出于对光绪的同情，以及传统道德的积习（看不惯女主），已经把光绪过分美化了。其实，如果要给变法找一个统治者的靠山的话，无论经验、魄力，还是威望和权谋，西太后显然要比光绪更符合要求。但是，她却没有丝毫制度上的借口留在台上。当然，我们可以谴责她把个人权欲放在民族利益之上，但实际上又不得不承认她的尴尬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当时，并不是没有人想到过走太后路线（比如王照），但是，变法集团中却没有人真的如此操作。西太后所要的不过是一个制度上的借口，而维新派却没有在这方面动过心思，反而操之过急地想要把西太后尽早“晾”起来，最后甚至不惜想用军事冒险围捕她。结果是，西太后想要的借口由维新派的对立面给找出来了，这也是为什么戊戌以后，她不得不跟着顽固派向后走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西太后相关的话题，就是满人政治的特殊性。满人自所谓“同治中兴”以后势力日消，人才日乏。戊戌时，求新的满族士大夫相对少得多，而满人依旧保留其特殊的政治体系，这个日见落后的体系在戊戌起了不好的作用。
    另一个是维新派自身的角色冲突问题。我们知道，对于致力于近代化的国家来说，既需要启蒙思想家，又需要近代政治的操作者，一般两者最好互不混淆，比如日本有福泽渝吉、吉田松荫，也有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作为启蒙思想家，言论尽可大胆甚至过分，但是作为政治操作者，就必须谨言慎行，以免吓跑了同盟者，引起政坛上不必要的麻烦，因为人们对二者的角色期待不同。然而，中国的变法却没那么幸运，康梁之辈，不得不一身二任，既是启蒙者又是操作者。尽管在他们之前中国就有过魏源、冯桂芬，可惜影响太小，人又早已作古。中国的广大士子是被甲午的一声闷炮震醒的，只好等“舆论界的骄子”梁启超的一支生花妙笔来沾濡一点欧风美雨。
    按道理，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鼓吹一点民权民主，怎么讲也不过分，不讲理的反倒是要“打民权一万板”的御史们。其实康梁也没打算马上在中国实践民权主张，问题是，没有多少人会以为他们只是说说而已，因为他们也是变法的操作者，在许多人眼里，他们就是新近得势的亲贵。《时务报》上的民权之争，从表面看好像是张之洞与维新派争舆论阵地，骨子里其实与维新派的角色扞格有很大关系。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这种角色冲突也的确给他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和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