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问题是洋务派在运动中的作用。传统的说法认为李鸿章与徐桐、刚毅差不多，将张之洞说成是比顽固派更阴险的两面派，显然都有失公允，让人想起当年王明他们说第三党和民主人士是比蒋介石更危险更阴毒的敌人。退一万步说，洋务派也算得上是变法的同路人，除了万木草堂的师生们，他们大概算是当时中国最希望变法的人了。在变法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操作上，维新派和张之洞并没有多少分歧；四小军机中，张的耳目杨锐和维新中坚谭嗣同也相处甚安。张之洞的《劝学篇》，研究者都说它是对抗变法理论，我仔细看了良久，觉得这篇东西尽管立意调和新旧，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其实骨子里还是有所偏袒的，其求新之情是掩也掩不住的。张之洞的确老谋深算，滑头得可以，但是他也的确不可能比顽固派更坏。
    显然，维新派对待洋务派的策略也是有问题的。他们把主动上门来的李鸿章挡在门外，无非是由于李的名声不好，但是他们却忘了李在政坛的影响力和潜势力。对张之洞也是先恭后踞，说翻就翻，一点妥协利用的策略也不讲。当然，作为初涉政坛的新人，犯这种策略错误并不奇怪；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很少有人指出这一点。
    近年来已有了一些讨论戊戌变法的社会基础的文字，但是，从社会史的视角来研究戊戌的论著还是非常罕见。对于这场“文气”十足的变法，老百姓自然不会有太多的感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反洋教浪潮与戊戌变法的关系。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吧，正好是在戊戌年，老百姓的打教闹教风潮达到了高峰（接下来就是义和团运动了），这股浪潮无论有多少“爱国主义”的情愫，但其排外的意向却是谁也无法掩盖的，与戊戌变法向西方学习的动向恰恰相反。这实际上为变法安排下了一个非常恶劣的社会环境；也就是说，老百姓实际上是站在顽固派一边的。当六君子被押上菜市口的时候，沿途的老百姓大概会是一片叫骂；当时，在老百姓眼里，康有为和李鸿章有差不多的名声，都是“卖国奸贼”。张荫桓被谴配新疆时，路过保定，街上的老百姓就是这么骂的。八国联军打进北京，老百姓还说是康有为领来的。双方的敌视，已经不能用一个隔膜来形容了。
    当然，在政治变革中，老百姓的态度并不是很关键的，至少没有迫在眉睫的危害，士大夫的情势也许更要紧些。应该说，当时中国士大夫知道中国应该变，或者想要变的人相当多，其中包括给光绪出“奇门遁甲”主意的“汉水渔人”。那些花岗岩脑袋的顽固派，底气也严重不足，全然没了当年倭仁辈公开叫板的胆气。用严复的话来说就是：“薄海嗷嗷，扼腕叩胸，知与不知，莫不争言变法”。不过，知道该怎么变的人却少之又少，即使在这些人中间，心态也有点不正常。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讨论过戊戌期间的不缠足运动。这场由士大夫包办的社会运动充斥了男性话语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场戊戌期间声势最大，由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以及唐才常亲自挂帅的运动，居然洋溢着这样一种气氛，好像只要把女人的裹脚布放开，中国积弱积贫的大部分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找捷径，求速成，急功近利的情绪在此表露得淋漓尽致。
    戊戌已经过去整整一百年了，它所留下的问题其实在今天也没有很好地解决。因此，戊戌就成了留在中国人心中的一个难解的结。讨论戊戌，远远不止是为了澄清学术问题，对现实和未来的中国的发展也许意义更大些。从前，关于戊戌研究的意识形态遮蔽太多，但愿今后能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