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政院的设立，是清末筹备立宪的重要内容之一，其目的是将“庶政公诸舆论”，以“为他日设议院之权舆”（注：《考察政治馆拟具资政院官制清单》，《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3页。）。也就是说，它与真正的资产阶级国家议会尚有一定距离。然而，资政院于宣统二年十月开幕后，却出现另外一番景象，议场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各种议案、质问、说帖，不断提出，与清廷相对立的事件，时有发生。资政院实际上已经带有一些资产阶级国家议会的色彩。
    何以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从资政院内部去探究其原因，就会发现，院中那些曾经留学日本的议员的存在，是个极关键的因素。这些留日出身议员深受资产阶级宪政思想的熏陶，醉心于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度，对清廷设立的“非驴非马”的议会非常不满，也绝不甘心雌伏于其下。可以说，正是他们利用资政院的合法舞台，掀起了争取宪政法权的层层波澜。
    资政院议员分钦、民选两种，共200人。钦选议员包括宗室王公世爵、满汉世爵、外藩王公、宗室觉罗、部院衙门官、硕学通儒和纳税多额者。民选议员是由各省谘议局议员互选后，再由督抚复选确定的。关于资政院留日出身议员的数目，有研究者统计为29人。（注：张学继：《论留日学生在立宪运动中的作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其实不止此数，作者的统计表明，有41人曾留学日本。其中，钦选议员中有12人，他们是：汪荣宝、王璟芳、陆宗舆（以上均早稻田大学）、郭家骥、胡礽泰、贡桑诺尔布、长福（均日本警察学校）、刘道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李湛阳（宏文学院）、刘泽熙、周廷弼、胡骏（以上均法政大学）。民选议员中有29人，他们是：陈树楷、吴德镇、刘春霖、李榘、齐树楷、孟昭常、恩华、陈敬第、郑际平、王廷杨、邵义、陶葆霖、黎尚雯、易宗夔、江谦、陶峻、彭占元、彭运斌、刘志詹、顾视高、书铭（以上均法大）、籍忠寅、罗杰、雷奋（以上均早大）、胡家祺、牟琳（上均宏文）、刘景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郑潢、刘懋赏、郭策勳。
    留日出身议员虽然只占议员总数的1/5，却是院中影响最大的一群。对资政院的议政活动，一位旁听过会议的美国人评论说：“资政院议员们表现了他们无上独立的精神及其尊严与权力感，此实使清廷及观察家大感惊奇。民选议员紧握控制议会之权力已大获成功，钦选议员已在彼等之牵制及左右下。议事及票决均以民选议员为转意。几位显得有卓越能力及善辩之民选议员，已成为该院之领导者。”（注：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102页注文。）那么，这里所说的几位“该院之领导者”，究竟是指谁呢？通过对资政院第一届常年会议事录、速记录等原始材料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主要是指民选留日出身议员易宗夔、籍忠寅、罗杰、雷奋、邵义、牟琳等。
    首先，从发言情况看，第一届常年会共开例会39次，发言在40次以上的议员有28人，多数为民选留日出身议员。易宗夔一人发言416次，高居全院议员之首。雷奋、邵义、籍忠寅、罗杰分别发言176次、159次、141次、140次，均在前10名之列。其他民选留日出身议员，发言也很踊跃，如刘春霖29次、牟琳42次、陶峻53次、黎尚雯56次、孟昭常61次、刘景烈91次、陈树楷126次，等等。（注：各项数字均据《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一次常年会）和《资政院常年会议录》（第一次）统计而得。）
    其次，从分股议事情况看，资政院先后设立了24个特任股，共涉及股员123人，留日出身议员出任特任股员次数最为频繁。民选议员中，陶葆霖、胡家祺各出任7次，李榘、籍忠寅、易宗夔、罗杰各出任5次，齐树楷、吴德镇、彭占元、陈树楷各出任3次，刘春霖、郑际平各出任2次，书铭、雷奋、邵义、牟琳、孟昭常、江谦分别出任4次、6次、8次、9次、10次、11次。（注：各项数字均据《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一次常年会）和《资政院常年会议录》（第一次）统计而得。）
    再次，从所提议案和质问案来看，在资政院提出的21宗案件中，留日出身议员所提有10宗，且全为民选议员，其中牟琳1人独提4宗。在81件质问案件中，留日出身议员所提有37件，也全为民选议员，其中罗杰7件，易宗夔6件，陈树楷5件，黎尚雯4件，是所有议员中最多的。另外，在有姓名可查的资政院建议、倡议各案件中，民选留日出身议员所提，也占了一半。（注：各项数字均据《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一次常年会）和《资政院常年会议录》（第一次）统计而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