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仁（1804—1871年），字艮峰，蒙古正红旗人，乌齐格里氏。他自道光九年（1829年）中进士步入仕途，至同治十年（1871年）病逝，在晚清政治舞台上活动达40余年。尤其在晚年充任同治皇帝师傅，官至工部尚书，拜文渊阁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深为清廷倚重。倭仁品行端谨，终生笃守程朱理学并力倡之，清人匡辅之称其“道咸之间，从宋儒之学，身体力行者，必推公为首选。”（注：匡辅之：《倭文端公别传》，《续碑传集》卷五。）对于倭仁这样一个晚清重要历史人物的思想和行状，迄今为止，史学界尚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本文试从倭仁与咸同政局方面的一些问题作初步探讨，不当之处，敬祈指正。
    一
    嘉道年间，清王朝的“盛世”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孕育和蓄积于上一世纪的种种社会矛盾，已从人口、财政、武备、吏治等各个方面显现出来。由于官府和地主劣绅的强取豪夺而陷入贫困饥饿深渊的广大农民纷纷揭竿造反，用武器批判封建统治者的昏聩贪贿，并日趋发展。与此同时，以训诂考据，解经治经而盛极一时的汉学亦失去往日的光辉，走上末路。这种以脱离现实政治斗争为特征的汉学，尽管在整理古代文献典籍方面取得重大成绩，但在封建统治面临危机面前却毫无作用，一筹莫展。在这种形势下，清朝统治者又把为清初统治者所提倡，但因汉学兴起而一度被冷落了的程朱理学抬了出来，试图重振理学旗帜，用其统一和钳固人们的思想，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氛围下，倭仁开始走上他的“科举仕进”之路。
    倭仁自称“蒙古世仆”（注：《倭文端公遗书》卷二。），生于河南，其家属河南驻防军。他虽是蒙古族，但他不是靠蒙古王公的世代承袭或门户荫典而获取的高位，走的仍是一般士子通过科举考试而跻身官场的道路。清代沿袭明制，科场内容以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作为依据，倭仁作为少数民族与其他士子相比，对汉文经典的研习就要下更大功夫。道光九年（1829年），他考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时年25岁。28岁时，当上令人仰望的翰林院编修，此后长期在翰林院供职。他不同于当时有些人只把研习理学作为通往官场仕进的敲门砖，达到目的就将其置之脑后，而是“于程朱理学有特殊癖好”（注：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他笃信理学，把理学视为“身心性命之旨”（注：杨益茂、钟康模：《倭仁》，《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七卷，第81页。），安身立命之基，治国平天下之道。所以尽管他仕途平坦，一帆风顺，但他对理学的研习仍孜孜以求，一直没有倦怠。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著名理学家唐鉴由江宁藩司入京任太常寺卿。唐鉴（1768—1851年），长沙府善化县人，曾主讲钟山书院，倭仁与曾国藩、何桂珍等慕名前来从之“讲求为学之方”（注：《曾文正公年谱》，道光21年。）。唐鉴治学宗程朱，强调“居敬穷理”，讲求“省身”、“持敬”、“力行”，且辨学甚严，对陆王心学、汉学都持排斥态度，属理学主敬派。他的这种治学思想和态度给了倭仁极大的影响。在唐鉴的诱掖下，倭仁恪守“居敬穷理”、读书涵养的正宗理学训条，潜心钻研，渔猎不休，达到镂骨铭心的程度。唐鉴对他颇有好感，说他“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注：《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92页。）曾国藩因与倭仁同师唐鉴，加之二人情趣相投，关系十分密切。他在谈到倭仁时也说：“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工夫极严，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而著之于书。”（注：《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40页。）对照倭仁的日记，以上说法并无言过之词。倭仁《日记·丙午以后》云：
    遇难处人，惟反身修德而已，在人身上较是非，必至决裂。
    事亲岂可使人为之，勉强改此，犹有卸肩意。
    贪鄙之行致儿效尤，白之于众，冀相惩戒。
    室人讥予多言，隐着怫然，方望一家迁善，而恶闻己过，何悖甚也！
    利心最害事，若实见得义理重，则财利自轻。夷齐让国，求仁得仁，饿死何妨！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满腔恻隐之心也。不问世道人心如何，这一幅与人为善热肠断冷不得。
    不令一毫烦心事到亲心上，属家长共体此意。
    处顺境惯，才拂意便不释然。气质驳杂，天性浇漓，再不努力，终无为人之日矣。自责自省，惟恐戾气之隐生也。
    奋发只是意气，不加涵养，流为暴戾可惧也。（注：《倭文端公遗书》卷四。）
    由上不难看出倭仁是十分虔诚地按照儒家的道德伦理，进行“慎独”即“正心修性”的。倭仁认为“人心之敝，莫甚于妄念，妄念不除，怨尤斯起。”（注：《倭文端公遗书》卷四。）因而他极力主张“存天理于未发”、“遏人欲于将萌”，将不符合正宗理学的一切“妄念”遏制在萌芽状态，以使自己的思想言行合乎封建理学的规范，同时将学术与治术结合起来，逐步体验和掌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本领。对于倭仁的“修养”功夫，曾国藩十分佩服，他在日记中写道：“见其孝弟之情，恳至流溢，钦仰之至。”（注：《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134页。）在倭仁的带动下， 曾国藩“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注：《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40页。）曾国藩将自己的日记拿给倭仁阅看，倭仁在日记上写上这样的话：“我辈既知此学，便须努力向前，完养精神，将一切闲思维、闲应酬、闲言语扫除尽净，专心一意，钻进里面，安身立命，务要另换一个人出来，方是功夫进步”（注：《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133页。）， 表明自己要为理学“努力向前”、“完养精神”，甚至要脱胎换骨的志向。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年的苦心孤诣、潜心于程朱理学的探究，倭仁“建立起以程朱道德论为中心，包括政治观、方法论在内的理学主敬派思想观点。”“成为继唐鉴之后清末理学主敬派的又一位代表人物。”（注：史革新：《倭仁与晚清理学》，《中州学刊》1998年第4期。 ）在京师“讲求宋儒之学”的人中已经颇有名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