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作为道咸同年间的理学名臣，倭仁为人方正，言行如一，终生“皆实力求朱子之意而力行之”（注：匡辅之：《倭文端公别传》，《续碑传集》卷五。），个人操守极严。他的好友曾国藩这样评价他：“见过自讼，言动无妄”（注：匡辅之：《倭文端公别传》，《续碑传集》卷五。）。有人曾将他与其弟子大学士徐桐作过一番比较，说：“盖仁为理学，操行甚严，馈遗纤毫不入其门；桐则取冰炭敬，弗异诸官。”（注：费行简：《慈禧传信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第469页。）在同治朝，倭仁官极一品，身居高位，权重禄厚， 但他在日常生活中仍注重俭约，深戒奢靡之习。他曾组织“吃糠会”“以厉侈靡之志，尤近今所罕见。”（注：匡辅之：《倭文端公别传》，《续碑传集》卷五。）他在家书中说：“须念物力之艰，力求俭约，勿习浮华，勿学放纵，将平日爱华靡、喜疏散种种积习全行改变。”（注：《倭文端公遗书》卷八。）“尤须近正直，远邪佞，崇节俭，戒浮华，习勤劳，儆偷惰。昔人云：‘为官是苦人，做官是苦事。’以官为乐，必不能做好官也。”（注：《倭文端公遗书》卷八。）认为做官“第一要将利心打破，莫作润身肥家之计。”（注：《倭文端公遗书》卷八。）
    同治八年（1869年）三月，倭仁以帝师身份进谏同治皇帝大婚典礼应从简操办。他列举了汉文帝、明朝马皇后以身作则躬行节俭，全国效仿，蔚成风气，达到天下大治的事例，以史为鉴，阐发“崇俭去奢”对国家治乱安危的重要性。指出“方今库藏支绌”，云、贵、陕，甘地方未靖，直隶、山东、河南、浙江“民气未复”，八旗兵饷不足，“非丰亨豫大之日。”提醒朝廷“大婚典礼繁重，应备之处甚多。恐邪佞小人欲图中饱，必有以铺张体面之说进者，所宜深察而严斥之也。”他规谏皇帝“以时事艰虞为念，无以粉饰靡丽为工”，“于所有应备之物力为撙节，可省则省，可裁则裁。”（注：《倭文端公遗书》卷二。）这无疑是给一向讲求体面铺张的慈禧太后泼冷水，犯颜直谏是需要很大勇气的。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倭仁“方正不阿”的品格。可以这样说，倭仁的个人操守与当时的政治标准和道德规范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朝野皆以“守正不阿，清操绝俗”（注：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谓之，因此，深为一般士夫夫所折服。再加上他显赫的政治地位，各地大大小小的封建官吏和儒家名士，从其攻程朱之学者为数不少，造成了崇尚理学的风气，倭仁为程朱理学在同治朝的重振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程朱理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时代特征。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使业已衰落的封建国家除弊起衰是倭仁数十年坚持不懈力倡程朱理学的出发点、立足处和本质关键所在。他把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与“治国平天下”结合在一起，主张实现儒家“德治”的政治局面，强调“本末之辨”，把“正心修性”提高到本体论高度。他提出的“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的思想观点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影响了一批正统的官僚士大夫，并对晚清政局产生了一定影响。倭仁病逝后，有人以联挽之曰：“肩正学于道统绝续之交，诚意正心，讲席敢参他说进；夺我公于国是纷纭之日，攘夷主战，明朝无复谏书来。”（注：徐一士：《倭仁与总署同文馆》，见《一士谭荟》。）翁同龢闻知倭仁去世，在日记中写道：“呜呼！哲人亡云，此国家之不幸，岂独后学之士失所仰哉！”（注：《翁同龢日记》第二册，第853页。）便是例证。 倭仁的节操品格与当时一般醉生梦死、营私舞弊的封建贵族和贪官污吏形成鲜明对比，这种道德人格的力量对于抨击和矫正当时官场的奢靡颓败的风习无疑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他在道德修养方面表现出的自觉的意志行为，尽管没有也不可能突破封建社会传统的道德规范，但却深刻地体现出人的主体意志结构的威力和作用。
    倭仁生活的道咸同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化的急剧转变时期。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概括当时中外形势的特点为两句话：“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在这种变化了的形势下，倭仁的思想主张的保守性、落后性显得十分突出。他竭力推崇的只要封建君主实现儒家“德治”的政治局面，中国就能除弊起衰、得以自强的主张，很明显，是根本没有把资本主义列强这个已经进入中国社会的外在力量考虑在内，而这个外来势力则要“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即把古老的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这就是当时中国面临的社会现实。倭仁昧于世界大势，对当时已经起了变化的社会现实熟视无睹，仍然用固有的、传统的思想和观点去看待和解决新出现的各种问题，即“以不变应万变”，这就必然使这些思想主张脱离实际，“徒托空言”，于经世济民无补，甚至会起到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消极作用。这正是倭仁的思想主张和他终生笃信和倡导的程朱之学的弊端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