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身患虚痨的咸丰帝病死于热河行在。九月，慈禧太后勾结恭亲王奕訢发动政变。随着政局的重大变化，倭仁的仕途进入黄金时代。
    倭仁将被重用的信号是当年十月以朝廷正使身份出使朝鲜，宣告同治帝即位。他在赴朝途中写的《过摩天岭》，颇能反映他此时的心境：
    置身上接九霄近，回首下看群鸟飞。最喜晴和天气好，征途日日沐恩晖。（注：《倭文端公遗书》卷八。）
    同治朝与咸丰朝相比，对其用人政策的调整和修补之处，就是对理学中人擢升重用，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一步造成崇尚理学的风气，以强化理学在思想和学术界的统治地位，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服务。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倭仁擢工部尚书。不久，奉两宫皇太后懿旨：“前因皇帝冲龄，亟宜典学，兹复特简工部尚书倭仁老成端谨、学问优长，堪膺师傅之任，著授皇帝读。”（注：《清史列传》卷46，《倭仁传》。）并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给予紫禁城骑马的殊荣。七月，授协办大学士，又升至文渊阁大学士。职务一年三迁，足见清政府对他的重视程度。
    如果说倭仁在咸丰朝是希图凭借皇帝“一人震动恪恭于上，庶司百僚实力奉行于下”来实现他的思想主张的话，那么，进入同治朝，随着他本人政治地位的变更，则表现为利用自己显赫的地位和掌管的权力来大力倡导理学，推行自己梦寐以求的以理学治理天下的施政主张。“正君心”仍然是实现儒家“德治”的第一要务。为了达到“启沃圣心”的目的，倭仁受命为帝傅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他在咸丰六年（1856年）任盛京礼部侍郎时，摘编的古代帝王事迹及古今臣工有裨修身治国之奏议，重加精择，并附加按语进呈，恳请皇上“法其意，不必泥其迹，开卷有益，体诸身即可措诸行。”（注：《倭文端公遗书》卷二。）两宫皇太后赐其名《启心金鉴》，放于同治帝读书的弘德殿内，由倭仁进行讲解。除了讲授《启心金鉴》外，他还自编了讲义，向同治帝传授人主治天下之策，修身养性之道，察吏观人之法。讲授内容有“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其为人也孝弟，至本与”、“巧言令色，鲜矣仁”、“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至器之”等等（注：《倭文端公遗书》卷一。）。倭仁认为，只要人君真正做到以上各点，就会出现“庶几吁咈之风，堂廉交儆，明良之庆，今古同符”（注：《倭文端公遗书》卷二。）的政治清明的盛况。
    在集中了全国人才精华的翰林院，倭仁就任掌院学士后，重新制订了《翰林院条规》，用程朱的道德论要求翰林学士，造成崇尚理学的风气。《翰林院条规》称：
    翰院为储才之地，夫所谓才者，谓能学大人之学，明体达用，足以济民物而利国家，非第精词章，工翰墨，遂为克称厥职也。今天子崇尚正学，敕谕讲读编检各官讲求实用，所以期望之者甚厚。上以求实，下不以实应，可乎！道只在乎伦常日用，学不外乎明善诚身，希贤希圣视自命何如耳。先贤云：‘言学便以道为志，言人便以圣为志。’又云：‘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盖必由《大学》格致诚正，以及于治平之规模。切身反己，痛自省克，将名利之病根抉剔净尽，而后可以当大任，历变而不摇，故今日之翰林即他日国家之栋梁也。窃愿与诸君共勖焉。（注：《倭文端公遗书》卷八。）
    在这里，道德修养既是治学的过程，又是最终的目的。《翰林院条规》要求每人“自二月朔为始，各设日记一册。每日将所言所行一一以实登载，或读书有得，及有所疑，或于时事有所见闻，均可详记。于入署日携至署中阅视，以凭考核。”并特别强调切勿“一暴十寒”，“平日尤当省察身心，迁善改过，以仰副朝廷乐育人才之至意。”（注：《倭文端公遗书》卷八。）显然，倭仁是将自己的治学经验和体会推而广之，是他讲求程朱之学主张身体力行的一贯思想在新的环境中的再现，并将道德修养进一步制度化了。
    作为朝廷重臣，倭仁出于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的目的，对同治朝的吏治状况，表示了更多的关注。他继承了儒家“民为邦本，食为民天”思想，认为“自古未有民不安而能致太平者，亦未有食不足而民能安者。欲安民而足食，惟在于州县之约己寡求，爱民如子，欲与聚而恶勿施。”（注：《倭文端公遗书》卷二。）从这样的认识出发，他对“小民”的疾苦比较同情，对贪官污吏的恶行极为愤慨。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倭仁从来京的亲友处了解到河南“官民日蹙”、民不聊生情况，愤然上书清廷。他在奏疏中披露当地“钱漕之浮收日增，杂派之讹索愈甚，捐输不已，虽数十亩之地户皆勒之，抽厘不已，虽百余千之本钱亦及之。书役干没，劣绅侵蚀，名为军饷，实则中绝。”州县官以民为鱼肉，以上官为护符，上下相蒙，侵渔无已”，发出了“哀哀小民，何以堪之？其不变而为贼者几希矣”的慨叹。他指出：“河南今日官场之锢习，只曰民刁诈，不曰官贪庸，只狃于恐民之抗官，而不思民所以抗官与所以致抗之由，牵联胶固，牢不可破。”（注：《倭文端公遗书》卷二。）一针见血地道破“官贪庸”是造成“民抗官”的原因，建议清廷要“认真厘剔”，并对那些鱼肉人民的官吏予以严惩。在稍后的一篇奏疏中，倭仁指出要澄清吏治，“非大吏实心爱民，洁己率属，无以挽积习而奠民生。”（注：《清史列传》卷46，《倭仁传》。）他弹劾新授广东巡抚黄赞汤性情浮靡，在前任奉天学政时已声名狼藉，此次入觐来京，“携带厚资，广行馈送”，四处行贿，是个贪诈小人。倭仁认为这种人只不过有“欺饰弥缝”的手段，而不具备“安民、察吏、理财”的才能，所以不能委以此任。在他的严正参劾下，黄赞汤终被解职。惩治贪污、整顿吏治，尽管至关重要，但在倭仁看来，仍属“补苴张皇”，权宜之方，而非“根本大计”。为政之“本”是什么？他说：“孔子言道国之要曰：‘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孟子告齐、梁之君，曰行仁政，曰薄税敛……良以惟此为根本之计，切要之图，足以拨乱而反正耳！”（注：《倭文端公遗书》卷二。）鼓吹孔孟儒学是治本之道，威力无比，只要认真贯彻、切实施行，国计民生中的一切问题均可迎刃而解，把程朱之学的功能抬到几乎近于神化的程度。为此，倭仁主张“学术当恪守程朱，以外皆旁蹊小径，不可学也。”（注：吴廷栋：《拙修集》卷九。）把程朱理学看作唯一的“正学”，对一切与程朱相悖的学术均持反对和排斥态度， 对外来的西学更是深恶痛绝。 发生于同治六年（1867年）的“同文馆之争”正是他上述思想观点的逻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