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主敬派讲求“身心克治”的出发点是为了“正心”。在他们看来，天下国家兴亡安危是靠人心来维系的，而人心的善恶则取决于学术的正邪。唐鉴说：“夫学术非而人心异，人心异则世道漓，世道漓则举纲常、伦纪、政教、禁令，无不荡然于诐辞邪说之中也”（注：唐鉴：《同朝学案》提要。）。把世道的乖漓，纲常伦纪的沦丧看成是由于人心改变造成的。倭仁在指出“妄念”为人心之大弊，特别强调说：“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先生首从此处提醒而返观默证，递举守分安命之语，与诸葛武侯淡泊明志正同。最足发人深省。”（注：《倭文端公遗书》卷四。）即主张人们要服从命运的安排，恬静寡欲，不要有任何非分之想。如果联系当时动荡不安的政治形势，不难看出，倭仁等提倡的“正心修性”决不仅仅是按照程朱之理进行的个人道德修养问题，而是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他们看到世风在变，人心在变，因而主张通过“正心”来挽救封建社会的颓势。对被统治者来说，则通过“正心”使之成为清政府统治下的“守分安命”的顺民；对各级统治者来说，则通过“正心”、“克己”和“自律”进一步整肃吏治，缓和因官场腐败而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和冲突，起到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纪和封建统治秩序的作用。
    二
    倭仁继承了自朱熹以来的道统，把自己的言行纳入理学的道德规范，追求自身道德修养与封建社会传统道德的高度一致，同时将道统与治统相结合，扩展进入到政治领域，主张“修身养性”与“治国平天下”的统一，实现儒家“德治”的政治统治局面，将其作为业已衰落的封建国家“挽回风气”得以自强的根本。他在咸丰朝的几篇奏疏，鲜明地体现了这样的思想特色。
    道光三十年（1850年），清文宗奕詝即位。御极之初，内忧外患一并袭来。俄国觊觎我国东北，英国侵扰东南沿海，而列祖列宗的弊政积至此时亦呈积重难返之势。而对这衰微不振的政治局面，奕詝颇想振刷纲纪，除弊起衰，于是下诏征询治国良策。倭仁踌躇满志，上《应诏陈言疏》。奏疏中说：“行政莫先于用人，用人莫切于严辨君子小人。”通过君子小人之辨，全面地阐述了他的人才观。倭仁认为：“大抵君子朴拙，小人佞巧。君子恬退，小人躁竞。君子爱惜人才，小人排挤异己。君子图远大以国家元气为先，小人计目前以聚敛刻薄为务。刚正不挠无所阿徇者，君子也；依违两可伺候人主喜怒以为趋避者，小人也。谏争匡辅为朝廷补阙拾遗者，君子也；迁就逢迎导人主遂非长傲者，小人也。进忧危之议，悚动当宁之敬心者，君子也；动言气数，不畏天变以滋长人君之逸志者，小人也。公私邪正，相反每每如此。”（注：《倭文端公遗书》卷二。）倭仁强调指出，欲求知人之道，“惟皇上好学之心勤求不怠”。并引用前朝典故，建议咸丰皇帝“延访真儒，讲求研究，务尽其理。”一言一行皆应以理学为准则，“非圣之书屏而弗读，无益之事戒而弗为。”从而使辅弼得人，达到天下大治。（注：《倭文端公遗书》卷二。）把人君“修养身心”，看作治理天下的第一要务。显然，倭仁提出的施政主张仍然是程朱理学道德论在政治上的延伸。这对于急于起积弊于当时的咸丰帝来讲是缓不济急，但出于虚怀纳谏的政治需要，仍对倭仁予以褒奖。不久，倭仁外放新疆叶尔羌帮办大臣，咸丰二年（1852年）五月，倭仁在叶尔羌帮办大臣任上又上了《敬陈治本疏》，它堪称《应诏陈言疏》的姊妹篇。在这篇奏疏中，倭仁进一步发挥了他的人君通过施行“德治”达到天下大治的理学思想。
    倭仁开宗明义，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不无忧虑地说：“伏见我皇上践祚以来……乃中外之玩愒如故，人才之委靡依然，寰海望治之心犹未能畅然满志者，何哉？或曰：积重难返也，辅弼乏人也。固也，而非本原之论也。志不期于远大，政以苟且而自安，意不极于肫诚，事以虚浮而鲜效”，指出要扭转“当今之极弊”，必须从根本抓起。（注：《倭文端公遗书》卷二。）那么，什么是为政之本呢？倭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一、“皇上立必为尧舜之志”，通过“深察密省，事事与唐虞互证”，找出自己的不足，“由是因愧生奋，因奋生厉”。
    二、“择同心同德之臣，讲求治道，切劘身心，由穷理修身，以至于治平天下。”他特别强调说：“此其机，操之圣心而有余，即推之四海而无不足，所谓志定而天下治成也。”
    三、“理财为今日急务，节用尤理财要图”。皇上要“以身作则，力行俭约，为天下先。”“申谕廷臣将一岁度支出入之数通盘筹画，自宫府内外，大小衙门，凡可裁者，概行裁省。”“务量入以为出，勿因出而经入。服色器用既已明示限制，必须令行禁止，有犯必惩，使朝野臣民，共晓然于恐惧修省以实不以文之意。”他满怀信心地说：“一人震动恪恭于上，庶司百僚实力奉行于下，自足挽回风气，移易人心”，“天下有不率从者哉！”
    四、杜绝“言利之门，奖励洁清之士。”
    五、“讲明正学，兴贤育德，以储桢干。”
    倭仁认为在这几项中，立志最为重要：“惟圣志断以不疑，斯庶绩可次第而理。”（注：《倭文端公遗书》卷二。）
    从修明政治的角度，倭仁奏疏中提出的问题不全是无关紧要，其中有些建议从历史上看确实曾是涉及王朝兴衰的根本问题，但对年轻的咸丰皇帝来说，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如何解决清政府的财政拮据，如何将爆发于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 日）并已成燎原之势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镇压下去。仅以财政为例，早在道光三十年，清政府财政窘迫的情形，“即已日甚一日。”据有的学者统计，截止当年十月，银库实存现银只有187 万余两；如果再把已拨未解和起解在途的白银共225万余两加上，也只有412万余两。（注：宓汝成：《清政府筹措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及其后果》，《太平天国学刊》第一辑。）这些库存，仅相当于康熙四十八年库存的百分之八；乾隆四十六年库存的百分之五点七。实际上已处于捉襟见肘的境地。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清政府为了将其扼杀在摇篮中，从全国各省调兵围剿、堵截。在1851年头九个月里，已耗银620余万两。以后又先后筹拨广西、湖南、 广东三省军需，以及湖北、江西、贵州三省办理防堵，共计用银1800多万两。（注：刘锦藻纂：《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七。）因而，使得财政开支顿时增大起来。据咸丰三年六月十六日上谕：“近复军兴三载，糜饷已至2963万余两。部库之款，原以各省为来源，乃地丁多不足额，税收仅存虚名。”（注：《大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九七。）一方面是不断扩增的“例外拨用”——因接连对太平军用兵而激增的军费，一方面是财政来源枯竭，库储空虚，在这种财政陷入了极端困境的非常时期，倭仁提倡的“伏愿皇上以身作则，力行俭约，为天下先”，“勿量入以为出，勿因出而经入”，只能是一种主观臆断和迂腐的说教，与急需解决的“饷绌”实际问题相差甚远。这也是倭仁崇尚的程朱理学的弊端所在。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颜元抨击理学“置四海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于“经邦定国，毫无助益。”（注：转引自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下卷，第724—725页。）如果从理学空谈性理，无裨实用的角度来看，确是至论。被太平天国运动烈火搅得焦灼不安的咸丰帝对此奏疏极为不满，他批示道：“倭仁奏敬陈治本一折，意在责难陈善，其言尚无不合。惟朕特授倭仁为叶尔羌帮办大臣，原使其扬历边疆，俾资练习。今观所奏，仍系统论治道，并未及边陲切要情形，岂忽近图远，转以职守为无关轻重耶？嗣后总宜留心边务，实力讲求，于任内应办事件，毋稍疏忽，如有地方要务，切实敷陈，朕亦可验其学识，毋得徒托空言，致负委任。”（注：《大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六一。）咸丰帝对倭仁的批评还是切中要害的，而“统论治道”、“忽近图远”等也确是倭仁及其代表的理学主敬派的一个特点。咸丰皇帝本人对理学中人一直有看法，他在召对吴廷栋时，问他：“何以学程朱者多迂拘？”（注：吴廷栋：《拙修集》卷一。）便是他的这种思想观念的自然流露。因此，在咸丰一朝，倭仁及其理学中人，一般未能得以重用。即使有人被拔擢任用，也是宗法理学，但不受其范围的“经世致用”之才。这种情况，直到“辛酉政变”之后才发生较大的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