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从议题的表决看，民选留日出身议员的意见往往能起决定性作用。罗杰、易宗夔、雷奋号称资政院“三杰”，均以善辩而著称，对议员们的意见倾向影响很大。尤其是雷奋，“工于演说，对于院章及议事细则剖析毫芒，闻者称善”（注：易宗夔：《新世说》，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影印本，第24页。）。每当资政院讨论重要问题，议员意见不同，激烈辩论时，他总是侧耳静听，不大开口。等到辩论至难解难分之际，他才开始发言，发言时，“态度极其从容，言论极其透彻，措词极其清晰而宛转，等他发言之后，所有极难解决之问题，就得到一个结论，而付之表决了”（注：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79-180页。）。
    第五，从议事的具体情况看，资政院会议中，影响最大的议案有四宗，即弹劾军机案、预算案、陈请速开国会案和新刑律案。其中，弹劾军机案由易宗夔首先提出，得到众多议员的支持。该案先后6次指定弹劾奏章起草员，罗杰，易宗夔各受任2次，籍忠寅、孟昭常各受任3次，邵义则受任5次。（注：各项数字均据《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一次常年会）和《资政院常年会议录》（第一次）统计而得。）各省谘议局陈请速开国会案也是易宗夔首先提议讨论，罗杰紧接着要求“议员全体赞成通过”（注：《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9号。）。表决时，“满场一致，无不起立，拍手喝彩，声震屋瓦”（注：汪荣宝：《汪荣宝日记》，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1910年10月22日。）。在为审查预算案所设的四科审查长中，民选留日出身议员，也居其三，他们是籍忠寅、孟昭常和易宗夔。（注：《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31、34、35号。）罗杰、易宗夔、邵义等，还是新刑律案的有力支持者。（注：《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23号。）
    上述事实表明，民选留日出身议员，充当了资政院议政的主角，是无可怀疑的。
    值得注意的是，钦选留日出身议员虽然只有12人，却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民选留日出身议员之所以能控制资政院，除了他们自己具有较高素质，熟悉宪政知识，工于演说，擅长辩论外，与钦选留日出身议员不完全为御用有很大关系。他们在资政院的地位和活跃程度，与民选留日出身议员相比，相差无几。
    钦选议员中以汪荣宝最突出，他在院“以能言得时誉”（注：李振华编：《国闻周报》，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影印本，第17页。），发言次数多达274次，仅次于易宗夔，而远远高于其他钦、民选议员。钦选留日出身议员如陆宗舆、王璟芳、刘泽熙、长福、胡礽泰，发言次数也分别达63次、52次、45次、18次、17次。（注：各项数字均据《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一次常年会）和《资政院常年会议录》（第一次）统计而得。）
    在资政院开院之初设立的6个专任股中，最重要的两股--预算股和法制股，分别掌握在刘泽熙和汪荣宝之手。刘泽熙负责审查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预算案，他的审查报告洋洋数万言，揭露了清政府的“政治腐败情形及财政危险情形”，且富有宪政深意，多次为议场中的掌声打断。（注：《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30号。）汪荣宝负责审查新刑律案，全力支持政府特派员杨度就新刑律宗旨所做的报告，力主用资产阶级立法的原理、原则编纂新律。（注：《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37号。）在陈请速开国会案表决通过后，汪荣宝带头高呼“大清国立宪政体万岁！”并与雷奋、孟昭常等共同起草奏稿。（注：汪荣宝：《汪荣宝日记》，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1910年10月22日。）他还是弹劾军机奏章的重要起草者。
    钦选留日出身议员出任特任股员的次数也很可观。周廷弼、陆宗舆各出任3次，王璟芳、刘道仁各出任6次，刘泽熙、汪荣宝、胡礽泰、长福分别出任4次、7次、8次、11次。（注：各项数字均据《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一次常年会）和《资政院常年会议录》（第一次）统计而得。）
    资政院会议的情况表明，钦、民选留日出身议员之间有着很密切的关系。虽然在对待清政府的态度上略有温和与激进之别，但在争取宪政的目标上，他们是一致的。在众多的议题上，他们的看法也是相同或相似的。甚至在资政院开院之初，他们就已在共同酝酿组织政党。（注：资政院开院在1910年10月3日，据汪荣宝10月6日日记，民政部尚书善耆曾嘱其“邀同志数人”，商议组织政党之事。10月7日，汪荣宝与雷奋、孟昭常、章宗元、邵义、金邦平、章宗祥等齐集善耆府第，研究如何“下手之法”，“议定先草政纲”。）正是由于他们在院中互相支持，才使留日出身议员成为议场的主角。因此，与其说资政院的议政活动控制在民选议员手中，不如说主要控制在钦、民选留日出身议员手中更符合实际。
    留日出身议员在清末资政院的议政活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与政权的一种表现。他们以国民代表自居，从振兴国家的愿望出发，积极参政，踊跃议政，表现了良好的素质和精神风貌。他们力求按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原则行事，从而给清末的政治生活带来一些新鲜的内容，给清政府的筹备立宪涂上一层资产阶级政治改革的色彩。
    当然，就议政效果而言，并不显著。资政院的议决案，政府“几无不弁髦视之”（注：王世杰：《比较宪法》，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671页。）。但是，留日出身议员参与议政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议政活动取得了怎样的成绩，而在于他们的民主实践本身。在一个长期处于君主专制统治的国家，这种实践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它对国人的觉醒，对政治近代化和专制王朝的瓦解，都有重要意义。留日出身议员通过议政实践，也经受了锻炼，积累了经验，提高了声望，不少人成为民初政坛的风云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