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中叶，在中西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时期，欧洲各国在经历了古代希腊、罗马科学文化的衰微和漫长的中世纪黑暗统治之后，出现了“文艺复兴”，产生了以科学实验为特征的近代自然科学。从此，欧洲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曾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达千年之久，到了这一时期，正是朱明王朝统治时期，尽管在医药学、地学、农学和手工业工艺方面，仍有所前进，出现了《本草纲目》、《徐霞客遊记》、《农政全书》和《天工开物》等名著，但步履蹒跚，未能产生类似于西方的近代自然科学体系，终使先进桂冠自此西让。
    欧洲各国与我国在这同一时期中，同样处于封建社会的后期，而科学技术发展的进程却如此迥异，引起了许多科学史家的瞩目。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它涉及中西双方具体的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地理环境、思想传统、学术源流和科学技术体系等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其中尤以经济因素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正如恩格斯所说：“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愈来愈是对自然界的认识进展的主要动力。”（注：《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4页。）本文且以欧洲各国与朱明王朝在对外贸易方面所实行的不同政策，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后果，用对比分析的方法以示其端倪。
    （一）
    欧洲各国，特别是濒临地中海和大西洋的国家，都有重商的历史传统。从十五世纪起，欧洲各国的封建统治者为了鼓励私人商业资本进行海外贸易与拓殖，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奖励措施。如：为了鼓励发展本国的航海业，资助本国商人、航海家远出探寻新航路，开辟新市场，占领殖民地，对造船业给予补贴；为了扩大生产国外市场的畅销产品，以便为本国争取更多的对外贸易利润，对生产这类产品的手工业工场发放奖金；为了支持本国私人商业资本向外扩张，发给他们“特许状”，支持他们组织海外垄断贸易公司专营海外某一地区的贸易（如英国，从1554年到1600年，先后成立了五个这类公司，其中势力最大、最富有的就是“东印度公司”，它独占了从好望角到东方所有国家的贸易）；为了保护国内商品生产的发展，保证对外贸易的出超，颁布了排他性的航海条例，实行保护性的关税政策，对外国商船课以重税，以限制外国商品的输入。此外，还注意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造成一种尊重商人的社会风气。英王亨利七世曾聘请商人为王室顾问，授以大权。加尔文教派还利用宗教讲坛宣扬工商业活动是神圣的“使命”，快快发财是承受神的恩典的体现和“特选子民”的标志。托马斯·曼所著《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重版时改名为《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就是对这一时期英国海外贸易的系统总结。马克思曾说，这一著作“在一百年之内，一直是重商主义的福音书”。（注：马克思《“批判史”论述》，见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28页。）所有这些鼓励政策，确实大大地促进了欧洲各国的国内商品生产，有力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
    而在同一时期，朱明王朝的统治者在对外贸易方面究竟实行了什么样的政策呢？明初定制时，即颁布“海禁”政策。所谓“海禁”，即禁止民间与海外诸国发生贸易往来。包括禁止民间自备船只运货出洋贩卖，或从外国运回洋货在本国销售；禁止民间向来港之外舶购买洋货及将本地货物售与外商。
    朱元璋当时颁行这种政策是受根深蒂固的“抑商”思想的影响。中国历代的封建统治者从巩固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基础出发，无不接受商鞅的“重农抑商”和儒家的“农业为本，工商为末”的思想。虽然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也有一些有识之士曾经反对“抑商”，但都不能改变中国历代封建统治集团把工商视为“末作”的这种顽固偏见。朱元璋得天下后，继承了这一传统思想，并且积极地把它贯彻到各顷政治、经济政策之中。他为了贬抑商人的社会地位，曾下令：“农民之家，许穿纱绢布；务贾之家，止许穿布；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紬纱。”（注：徐光启《农政全书》。）并且提出：“农桑衣食之本，业本必先于黜末。”（注：《洪武宝训》。）就是在这种“业本必先于黜末”的思想指导下，开国之初，他只注意恢复与发展因战乱而被破坏了的农业生产，而对于臣下“乞发山海之藏，以通宝路”（注：《明史·食货志》。），请开山东银场、陕州银矿、滋州铁矿等呼声，（注：《明史·食货志》。）均以“言利非帝王之体”为藉口，一律采取排斥的态度，并认为奏请者乃“戕民之贼”，施之以杖刑，然后发配边疆充军。海禁政策正是这种“抑商”思想的必然产物。
    朱明王朝采取海禁政策也有其政治上的原因。当时王朝初建，政权尚未巩固，“倭寇”以及元末地方割据势力的残部，连年在沿海地区进行骚扰，造成“海疆不靖”。朱元璋深虑元朝残余势力与“倭寇”勾结，坐大难制，为固边计，决心封锁海疆，杜绝后患。可见，这一经济政策亦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
    海禁政策颁布后，朱明王朝即以严刑峻法保证其实施，规定：“若将人口、军器出境者，处以绞刑。”（注：《大明律》。）“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段匹、紬纱、丝棉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挑担驮载之人减一等，物货船车并入官。……奸豪势要军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若将大船雇与下海之人，分取番货，及虽不曾造有大船，但纠通下海之人，接置番货，与探听下海之人，番货到来，私买贩卖苏本胡椒至一千斤以上者，俱发边卫充军，番货并入官。”（注：熊鸣岐《昭代王章》。）可见，海禁不仅禁止私人海外贸易，而且还禁止私人建造海船。这一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虽然依据时势时紧时松，但从洪武到崇祯二百七十多年，一直是把它作为一项基本的经济政策来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