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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明王朝的海禁政策对我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厦门大学学报》 孙寒青 参加讨论

有的历史著作认为,明王朝虽然禁止民间对外贸易活动,但仍以“朝贡”的形式保持着官方的对外贸易关系,因而认为朱明王朝还是正常地进行了对外贸易。这种看法不符合历史事实。“朝贡”贸易不是一种商业性的贸易,而是一种政治性的“贸易”,带有浓厚的封建宗藩关系的色彩。诸番国以“方物”作为“贡品”来换取中国皇帝的“赏赐”,“赏赐”物的价值往往超过“贡品”的数倍以至数十倍。如,日本在足利义满霸主时期,于1466年派贡使入贡,带来的“贡品”计有:镫、刀、缱、屏风、砚箱、扇箱、书箱、旗、幕等杂物约三百件,以及玛瑙大小二十枚、琉璃一万斤,马二十匹。明朝的统治者给予的“赏赐”计有:白金三百两、各种绸缎纱罗一百余疋。(注:李季等主编《倭变事略》序言。)用这种“赏赐”换来的“贡品”,不啻以玉易砖。可见,这种“朝贡”贸易实际上是为了显示中华帝国统御夷狄,四方咸服,满足其自大狂的心理而已,对于当时的国计民生并无裨益。虽然来朝的贡使在完成“朝贡”使命之后,可以将另外带来的土特产品,在明朝官吏的监督下,于指定的地点互市,但这种商品往来的数量极其有限,无关大局。
    一般历史著作亦多盛赞永乐、宣德年间明王朝统治者曾派遣三保太监郑和率领庞大的“宝船”队七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外交史、贸易史上的大事。但郑和下西洋所进行的贸易,亦属“朝贡”贸易,不过是明朝统治者采取主动而已。因为当时朱明王朝正在北京大兴土木,营建皇城宫室,需要大量的奇珍异宝、稀世玩物,以便点缀宫廷,显示其堂皇富丽。于是运出从劳动人民中巧取豪夺来的数以万吨计的金银钱币、铜锡制品、丝绢锦紵、绸缎纱罗、青瓷器皿、茶叶漆器等等,所计价值连城,换回来的则是供统治者糜烂生活消费的象牙犀角、珍珠翡翠、珊瑚玛瑙、沉檀异香、珍禽异兽之属。出入相较,“耗费不貲”,后来朱明王朝的统治者也不得不将其“悉皆停罢”。成化初年,兵部尚书刘大夏就曾批评此弊政。他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注:严从简《殊城周咨录》卷八《琐里、古里》。)
    在实行海禁的情况下,当时沿海的海盗和私人商业资本曾进行一些走私活动,但因经常受到官府的缉捕而破产,这种活动不可能保持,更不可能发展。
    总之,实行海禁政策,实际上使我国当时没有正常的、商业性意义上的对外贸易。这一政策启明、清闭关锁国之端。由于这一政策是有明一代的一贯政策,实行的时间甚长,因而它对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影响极深,损害极大。顾炎武曾经尖锐地抨击过这一政策。他说:“洋船不通,海禁日严,民生憔悴。”(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二六卷。)可见其后果的严重性。
    (二)
    欧洲近代自然科学进展迅速的学科是天文学、力学和数学。这是因为在自然科学中“占首要地位的,必然是最基本的自然科学,即关于地球上物体和天体的力学,和它同时并且为它服务的,是数学方法的发现和完善化。”(注:恩格斯《自热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3页。)由于朱明王朝与欧洲各国在对外贸易问题上实行两种完全相反的政策,必然在经济生活、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诸方面产生不同的后果。下面仅就与对外贸易关系最为密切的造船业、航海业、工场手工业、商业资本四个方面来剖析海禁政策如何窒息了我国这些自然科学的基本学科的发展的。
    首先看造船业。造船技术凝结着近代力学的精华。因为它涉及船体构造的纵横向强度、浮性、稳定、快速、抗沉、适航、操纵与自然力的利用等等无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无一不是复杂的力学问题。因此,造船业的发展是促进近代力学产生的有力杠杆之一。
    我国除内河外,有很长的海岸线与众多的良港。历史上在对外贸易与交往的促进下,很早就发展了造船业。隋唐时期造船业已十分兴盛,并且发明了船坞。明初,朱元璋曾一度注意发展造船业,在全国各重要港口设置造船场,其中最大者有三,即龙江关、清江与北清河。龙江船厂规模甚大,技术力量雄厚。“人匠皆洪武、永乐年间,取江西、福建、湖广、浙江、南直隶滨江府县,熟于造船者四百余户,挈家于提举司隶属。”(注:李昭祥《龙江船厂志》卷四。)郑和下西洋所率领的“宝船”,最大者有九桅,长四十四丈四尺(151.8米),宽十八丈(61.6米),航行时张十二帆,载重量约1500-2500吨。就是由龙江船厂建造的。造船技术达到如此高的水平,这在六百年前,确可叹为观止!哥伦布于郑和下西洋后八十年,才率领远航船队出航。在他的三艘帆船中,最大者《圣玛利亚号》全长不过三十米,张三帆,载重不足250吨。若与我国“宝船”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正统以后,下西洋之举既罢,官方不再建造“宝船”,海禁政策又禁止民间建造双桅以上的海船,造船业从此急剧衰落,原来龙江船厂四百余户的技术队伍,到了嘉靖三十年,而“户不及二百矣。”(注:李昭祥《龙江船厂志》卷四。)到了明末,“今知艺者百无一二。”(注:李昭祥《龙江船厂志》卷四。)在这种产业凋零,技术队伍散失的情况下,谈论总结造船技术的经验来发展力学,则纯属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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