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具有现代导向的、高效而有力的现代型国家的建设，又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关键。要成功地推行现代化，社会系统必须创造出新的政治体系，即用国家行为来推动社会和经济变革，为现代化廓清道路，国家（主要指中央政治）的主体作用，在像中国、日本这样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成长历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晚清以降，如何摆脱国家权威危机，创建一个能适合现代化发展需要的新型国家体制，一直是困扰几代中国人的核心问题。不同阶级和不同社会的代表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其中，孙中山以三民主义建设现代化型国家的政治理念，不仅标志着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且蕴藏着实现政治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值得深入加以探讨和借鉴。
    一
    现代型国家的建设从属于政治发展的范畴，即要建立现代国家体制，必须发展出一套现代的“理性的”法律制度和行政系统。此一问题的发生，又在于西潮东渐以来，传统政治体制及其理念与现代政治发展产生了根本性的抵触、冲突，而不得不加以变易。因此，对传统中国政治体制的审视，便成为讨论问题的起点。
    所谓“传统政治体制”，系指自秦汉以来，中国“霸王道杂之”，融儒、法两家意理所发展出的一套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和“大一统”的帝国体系。在这一帝国体系中，君权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这一帝国体系又实行“政教合一”的国家体制，儒家思想提升为国家意理，渗透到国家制度之中，君主不仅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而且是作为教主的“圣王”，负有解释法律、教化社会的责任。世袭的“普遍王权”与崇高的“教主”地位相结合，构成专制皇权的合法性基础，万世一系，牢不可破。对此，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有深刻的洞察，他认为：“（在中国）世俗权威与精神权威均操纵在一人手中，其中尤以精神权威的力量至为强大”（注：马克思·韦伯：《中国的宗教》，纽约自由出版社1964年版，第38页。）。在他看来，中国的君主犹如一位教皇，中国的皇帝是运用真正意义上的卡里斯马型权威（Charismatic authority）进行统治的。 在行政意义上，中国高度中央集权化的官僚制度“具有精密的专门化和职能区分，并由职业官僚遵照高度理性化并有案可稽的成规及先例进行管理”（注：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1、59页。）。
    由于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与小农自然经济具有高度的相适应性，因而在政治秩序上为早熟的中国古代农业文明提供了制度保证。但从现代政治角度看，中国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也有其致命的缺陷。首先，这种集权的行政官僚体制仅仅延伸到县一级，县以下的广大基层社会则由士绅加以间接地控制，实则处于高度分散的无组织状态。这样，便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悖论：一方面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和行政的高效率，但另一方面至高无上的皇权（中央政府）又缺乏真正强有力的对全社会的控制和动员能力。这与现代社会对政府的行政要求显然是有差距的。
    其次，由于实行“政教合一”，中国传统政治观念中，完全不存在西方式的“耶稣的归耶稣，凯撒的归凯撒”这种政治理念，也不存在类似西方教会的与国家相平行的社会组织形式。尽管从理论上说，存在一个与“政统”相并行的“道统”，但又如余英时先生所说：“道统是没有组织的，道的尊严完全要靠它的承担者--士本身来彰显”（注：余英时：《史学与传统》，台北，时报文化公司1984年版，第79页。）。
    再次，中国传统官僚体制所能维持的，实际上只是较强的政治统治和较高的行政效率，简言之，即集中在“治人”或“人治”上，在经济方面却主要采取“无为而治”的办法，任其自然发展，“管”与“卡”多于疏导和组织，也就是说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和经济管理职能都是十分薄弱的，发育并不充分。这在自然经济为主的小农经济社会中可能尚能应付自裕，但在“商战”剧烈的近代社会，就显得左支右绌，无法适应社会变迁的需要了。正因为如此，诸如韦伯和布罗代尔这样思想深刻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均不约而同地将中国没有能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首先归结为其政治制度的阻梗（注：布罗代尔的论述，参见《资本主义的动力》；韦伯的论述，参见《中国的宗教》。）。
    迄至清代，秦汉二朝所创制的传统集权政治体系持续两千余年，不仅没有根本性的变异，反而因满族的异族统治而变本加厉，即令平庸如嘉庆帝者，也“乾纲独揽”，控制严密，“令出惟行，大权从无旁落”（注：梁章钜：《枢垣纪略》卷14，引自周积明：《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于是，在西方强有力的挑战之下，专制集权政治制度所固有的种种弊端，完全暴露无遗。最明显的例证，即在于这种传统政治制度既无法有效地加强国防，动员民众，抗拒外敌的入侵，也没有能力汲取足够的财力，将国家导入经济现代化的轨道，与外人展开激烈的商战，反之，却在历次对外战争中一次次惨败，一次次以割地赔款告终。历经两次鸦片战争的奇耻大辱后，冯桂芬指出中国不仅仅是在军事器械方面不如西方，而且在政治制度方面也落后于西方：“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注：郑观应：《制洋器仪》，见《校分庐抗议》卷下。）。传统政治制度的权威性和神圣性开始受到最初的怀疑。及至1894年甲午战争中老大帝国的中国惨败于“蕞尔小夷”的日本，国家与民族的危机已是迫在眉睫，几乎稍有良知的人都清楚，中国两千年沿袭下来的专制政治制度已到了“变亦变，不变亦变”，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情势下，各种改变中国传统政制的言论和主张应运而生，不胫而走。其中，影响最大，论证最详，且各领时代风骚的，实际是两套政治变革方案：一套是君主立宪的方案，一套是民主共和的方案。
    君主立宪的政改方案由改良--立宪派提出，以后由清政府有保留地加以采纳。君宪政治的基本出发点，是要通过现政权以渐进的方式自上而下地实行政治体制的现代化改革，用君主立宪制度代替君主专制制度，实行资产阶级和贵族地主阶级联合专政，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早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便反复申言，变法改制的根本，是要“开国会，立宪法”（注：《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载《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14-216页。）。以后梁启超进一步阐释了改良--立宪派的“政治革命”的主张，提出：“吾所下政治革命之定义，谓革君主专制而为君主立宪也”（注：《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新民丛报〉之驳斥》，见《饮冰室文集》十八，第92页。）。在国家政体方面，资产阶级立宪派主张实行英国式议会制君主立宪政体，通过保留一个没有实权的君主和控制国会，“进焉则取而代之，退焉则使官僚内阁唯唯服从”（注：《辛亥革命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677页。）。清政府中的改革派则主张师法德国和日本，实行二元制君主立宪政权，在这一政体下，君主的权力受到宪法和议会的限制，但君主仍握有实权，“大权统于朝廷”，“君主有解散议会、否定议会决议的权力”（注：《清末宪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7页。）。立宪派力主君宪政治的基本依据，在于这种政治变革方案最适合于中国“民智未开”，“国民程度不逮”的实情，可以避免“必极猛烈”的流血冲突，实现平稳有序的政治过渡，系社会代价最小、实行可能性最大的政治现代化方案。然而，这一方案所隐含的一个前提，则是要“保大清”，挽救清王朝覆灭的历史命运。这又是与时代潮流相背逆的。
    与君主立宪相并行的是革命派提出的民主共和的政改方案。1894年孙中山秘密创立革命小团体“兴中会”，在“兴中会”的誓词中首次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即主张彻底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创建“主权在民”的民主共和国。1903年以后，民主共和思想蔚成时代潮流，与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比肩而行。而首先对民主共和国蓝图进行初步描绘的，又当数年轻的革命者邹容。邹容在那本石破天惊、影响巨大的《革命军》一书中，将革命成功后建立的新国家定名为“中华共和国”，共和国“建立中央政府为全国办事之总机关”，“投票公举一人为暂行大总统，为全国之代表人”；“全国无论男女，皆为国民”；“个人不可夺之权利，皆由天授”。诸如此类的民主原则凡二十五条，“悉仿美国共和模式办理”。邹容的主张，在当时堪称最早、最为清晰的民主建国方案，但惜论证尚不充分。
    继邹容之后，孙中山在他所创办的东京革命军事学校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的誓言。1905年8 月同盟会成立后，这十六个字成为同盟会的政治纲领。1905年11月，孙中山在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撰写的“发刊词”中，首次概括性地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注：《民报创刊词》，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88页。）。尽管此时之三民主义还仅仅是一个理论轮廓，但已经为中国现代型国家建设提供了一个基本指导思想。正是在这种先进的政治理念导引下，辛亥革命洪波涌起，席卷中国。
    1911年的辛亥革命及民国的建立，意味着传统专制皇权官僚体系的崩溃，但却并不标志着新型现代国家体制的最终建成。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仅仅是范围有限，为时极短的民主共和实验。以世袭皇权为标识的旧的合法权威倒台后，没有新的合法权威来填补这一政治真空，中国仍一直处于一种“国家危机”或 “权威危机” （ authauthoritycrisisitycrisis）之中。 被袁世凯所篡夺的“民国”实质上是一个“军绅政权”（注：《军绅政权》系加拿大华裔学者陈志让先生的一本名著。），新的中央政府仍只徒具形式。革命之后，“县款不解省，省款不解中央”（注：《大借款与财政的将来》，载《庸言》卷，第13-14页。）成为极普遍的现象，“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辛亥志士蔡济民的诗句，正是对袁世凯借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的无情揭露。在“共和”的招牌下，国家实际陷于军阀割据和长期分裂状态，持续的政治衰退导致现代化迟迟走不上轨道。
    正由于辛亥革命后“民主建国”、建立现代型国家的任务并未实现，所以孙中山及其追随者仍把重建国家当作最主要的目标，并为此而进行不懈的理论探索，终于在其晚年构筑成了在中国建立现代新型国家的较为系统、完整的理论学说。这一理论学说不敢说是绝后的，但至少是空前的，实乃我国实现政治现代化的一座取之不竭的思想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