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孙中山认为阻碍中国建设民族国家的主要障碍有二：一是满族少数人对多数民族的统治；一是中国受到列强的侵略和欺凌，在国际上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因此，孙中山所提倡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建国，对内而言，就是排除满族的专制，建立一个多民族的共和的国家，使汉、满、蒙、 藏各民族处于平等地位， 都能有共同参与国家政治的权益。1912年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对辛亥革命中的民族主义进行了总结，说：“征之历史，世界革命有因种族而起，有因政治而起，（中略）我国去年之革命是种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何则？汉、满、蒙、回、藏五大族中，满族独占优胜之地位，握无上之权力，以压制其他四族。满洲为主人，而他四族皆为奴隶，其种族不平等，达于极点。”（注：《在北京五朝共和合进会与西北协进会的演说》，见《孙中山全集》第2 卷，第438-439页。） 正因为如此，在晚清， 集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为一体的“排满”--推翻清朝的统治成为当时革命的中心任务，也是建立新型民族国家的第一步。其次，对外而言，民族主义的要义则是要废除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和不平等待遇，使中华民族在国际上求得独立、自由及平等的地位。孙中山说：“什么是民族主义呢？就是要中国和外国平等的主义。要中国和英国、法国、美国都是一律平等的主义。”（注：《女子要明白三民主义》，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54页。 ）孙中山之所以格外强调各民族的独立、平等地位，显然是基于中国实际上已沦为列强的“次殖民地”这一殊可堪忧的现实，希图中国能作为一个新型民族国家日趋强盛，来日与列强并驾齐驱，他说：“前清专制，持其‘宁赠朋友，不与家奴’之政策，屡牺牲我民族之权利，与各国立不平等条约。至今清廷虽覆，而我竟陷于列强殖民地之地位。”（注：《中国国民党宣言》，见《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3页。）他又说：“欧战以还，民族自决之义，日愈昌明，吾人当仍本此精神，内以促全国民族之进化，外以谋世界民族平等。”
    可见，孙中山所提倡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是要将我国分离的各民族统合为密切关联的一整体--中华民族，并将许多分散的小社会（家庭、宗族）结合为互有关联的大社会--民族国家，对内求得国家的统一及强盛，对外求得民族独立与平等，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赢得一个好的环境，创造一个崭新的局面。这一理论思想，不仅找到了现代国家建设中政治认同的对象和目标，而且寻求到了实现国家整合的具体路径，这就是通过唤醒民族意识，建设民族国家而形成新的政治中心和团结中心，“由宗教的团体，结合成民族的大团体”，“把全国的人都联络起来”（注：《民族主义》，见《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44页。），谋求中国的独立与富强。
    其二，民主建国--现代国家的本质。
    对民主的追求，是现代政治发展的根本方向。孙中山提倡民族主义，整合各民族为民族国家，其根本目的，就在于彻底改革中国的传统政治，通过推翻清王朝，一举废除已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建立主权在民的民主共和政体。孙中山很早说过：“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这种政体，“是恶劣政治的根本”，“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是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注：《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5页。）。新型民主国家与过去封建王朝的根本区别，便在于前者系“主权在民”，后者系“主权在君”。“主权在民”遂成为现代型新国家的基本政治特征。所谓“主权在民”，即意味着人民在政治上平等，有参与政治的充分权利，“凡人民之事，人民分理之”（注：《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18页。）。在这一意义上，孙中山将自己所倡导的革命，称之为“国民革命”，或“平民革命”，“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创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致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见《孙中山全集》第 1卷，第296-297页。）“主权在民”，使国家的法理基础从万世一系的“君权”转移到“四万万人一切平等”的民权，这不仅扩大了民众政治参与的程度，唤起了民众对政治改革的欲望，而且奠定了新型民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所谓“政治合法性”（political legilimacy），就是指政治系统的成员对现行政治体“认同”与“评价”的程度。认同和评价程度愈高，就表示该政治体的合法性愈高，反之则否。一言以蔽之，“政治合法性”即指民心向背的程度，“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失去民心的政治实体，也就失去了其政治合法性，满清王朝的覆灭，袁世凯“洪宪称帝”的失败，皆是明证。所以建立一个为全民拥护的合法性的民主政府，是民族国家得以维系和壮大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