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至此，我们可以对孙中山的现代国家建设思想作一简短的总结与评价。
    中国自19世纪中叶跨入近代历史以来，一直面临两大政治任务的挑战：一是“国家建构”（ statebuilding ）， 一是“民主建构”（democrace building）（注：金耀基：《中国政治传统与民主转化》，见《中国社会与文化》，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页。）。 昔日一统帝国的崩解，引发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问题，而在未来现代民族国家的形式中，又无可避免地遇到主权在民的民主建构问题。面对这双重历史任务（同时也是双重的历史难题），各派政治力量相继提出了解决方案，也就是不同的现代国家建设理论。相比较而言，在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孙中山以三民主义建设现代国家的思想理论，可以说是最系统、最深刻和最完善的理论方案。
    其一，它具有理论上的全面性。这一体大精深、包罗宏富的理论以民族建国为历史和逻辑的起点，在回应世界性的民族主义潮流，构建新型民族国家的理论思考中，比较成功地解决了中国现代型民族国家的承载实体、国家整合与国家认同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同时，它又以民主建国的纲领和民权政治的理念，比较圆满地解决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政体建构问题。如果切实地按照孙中山所规划的“权能分立”、“五权宪法”和“均权制度”做法，的确有可能使主权在民的政治理念转变为“制度性”的民主政体，从而缔造一个不同于西方“三权分立”的东方新型民主国家。此外，孙中山还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注意到了国家的经济组织功能、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均衡发展等为以往的国家理论所忽略或论述不够的问题，呈现出理论体系上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集中外政治理论的精华，而创制出的有关中国现代政治发展和国家建设最具有魅力的学说之一。
    其二，思想上的前瞻性。尽管孙中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杰出代表，但他的思想学说在某些方面已超越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限制，而具有鲜明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特征。这集中体现在他的国家学说已超前性地考虑到了政治革命完成后所遗留的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而主张“种族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他已预见到“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扬时代也。”（注：《“民报”发刊词》，见《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13页。） 因此，一定要未雨绸缪，在从事现代国家政治建设的同时，完成社会经济的建设，防患于未然：“主张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法，……是要用一种思患预防的办法，来阻止私人的大资本，防备将来社会不均的大毛病”（注：《民生主义》，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02页。）。 与此同时，孙中山也很早便意识到了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从事现代化建设，决不能盲目地走欧美自由资本主义的老路，而要突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作用，把全国大矿业、大工业、大商业、大交通，“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全力“制造国家资本”，“发展国家实业”，将“所得的利益归人民大家所有”，以达到“众人能够共产的大目的”（注：《民生主义》，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02、802、808-804页。）。这不仅开创了东亚“国家规制的资本主义”之先河，而且与时下提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也颇为接近。这不能不归结到孙中山所具有的深刻历史洞察力和思想的前瞻性。
    其三，实践意义上的可操作性。并非像有的人所批评的那样，孙中山的国家政治学说仅仅是一种高悬的理想，不具备在中国实施的可能。反之，孙中山的国家政治学说恰恰是在总结辛亥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逐渐补充、完善而最后定型的。就这一学说中的“革命程序论”、“政党政治”及“地方自治”等理论而言，显示孙中山在考虑现代国家建设的实际步骤、实施办法上面，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与时间。就本质政治特征来说，孙中山与其说是一位革命的理论家，毋宁说是一位革命的实行家。他的中心思维所在，不是去构造一套现代国家建设理论，而是实际地在中国建成现代化国家；不是鼓吹和传播民主政治，而是真正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建设以民权为核心的民主政治制度。诚如他在民国初年批评那些认为他理想太高的人，实际上是根本没有弄懂他的“革命程序论”的学说。有些人对孙中山在民国成立后为何要写一本《民权初步》的小册子大惑不解，实际上这正是孙中山的清醒之处和过人之处，他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由于几千年实行封建专制，人民缺乏基本的民主训练，甚至连基本的“集会之原则，集会之条理，集会之习惯，集会之经验”都一窍不通（注：《建国方略》，见《孙中山选集》上卷，第340页。），更不用说参与民主政治，进行民主选举了。因此，在中国推行民主政治，建设现代型国家，非得从最基本的集会规则、结社规则、选举规则等进行训练，使国人养成组织的能力及重秩序、守纪律的精神，以作为建国、治国的阶梯，使民主政治逐渐走上轨道。应当说，孙中山这种极其重视民主政治的实践，注重从实际生活中培育民主精神的风格，正是我们今天在政治现代化建设中所应加以汲取和仿效的。
    看来，孙中山建设现代国家的理论之所以难以在中国实施，其主因并不在这一理论系统本身，而在于实际政治操作的不力和失误。即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孙中山缺乏将其政治理念转变为实际政治制度的力量和手段，无法在军阀割据、武人政治的恶劣环境中建成一个与其学说相符合的民主、高效、廉洁的现代化国家。加拿大学者陈志让先生曾十分精辟地指出：孙中山那一时代的革命者大都注意“应该如此”的品质，不大注意如何达到“应该如此”的能力。“除了学说、主张、说服力之外，他（孙中山）没有别的力量--政治、经济、军事的力量。他也没有超人的手法与行政才能。”（注：陈志让：《中山北上与历史评价问题》，载《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上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59页。）
    有关孙中山政治理论最终落空的原因，尽管可以从主客观方面作出种种分析，但最基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孙中山没有真正找到可以去实现他宏伟政治蓝图的政治力量。作为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孙中山并没有对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寄予过多的希望，而是自视为“全体平民”的代表，倡导“全民革命”与“全民政治”。孙中山认为：“吾人之要求则在于全体平民自己组织政府，以代表全体平民之利益，不限于商界。”（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24页。）又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 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孙中山还把他所希望建成的现代国家比作一个大公司，认为人人都是公司的股东和有权去管理一切事务。至于政府，那必须是“替人民做工夫”的（注：《民权主义》，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第760页。）。
    这种“全民政治”和“全民国家”的理念，在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但在实际政治中又很难行得通，其政治上的抽象性和普泛性，极易导致“人人都是主人，人人又都不是主人”的诡论，造成没有实质上的阶级力量或政治势力来支撑“全民国家”的大厦，而使该大厦变成空中楼阁。一方面孙中山极其同情劳动人民，尤其是农村中的穷苦大众，但其民生主义中又没有一个能真正解决农村土地问题，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方案，这样，对广大农民而言，民生主义仍是画饼充饥，无法调动他们对革命的热情。孙中山等人对资本家的抨击和批评，也使这个新兴阶级闻名丧胆，而宁愿与袁世凯等旧势力结成同盟，出现了那种“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资产阶级自己，代表者和被代表者，都互相疏远了，都不再互相了解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5页。）的尴尬政治局面。
    此外，某些号称孙中山“忠实信徒”的人在实际政治斗争中歪曲孙中山的政治理念，滥用孙中山的政治学说，也是造成孙中山现代国家建设思想迟迟难以实现的原因之一。例如，孙中山所提倡导的“以党治国”、“以党建国”的政治主张，作为“政党政治”的先导和铺垫，本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被蒋介石等发挥到极端，则成为实行一党专制和政治独裁的口实，最终形成与民主精神截然冲突的所谓“党国体制”。根据金耀基先生的分析，这种“以党代国”的“党国体制”，以革命为姿态， 宣称为民意之唯一代表， 结果形成“党国霸权”（partystatehegemony），“消极地不允许社会有任何反对党国的组织力量之存在，积极地更在控制与转化社会。事实上，国家与社会是或几乎是重叠的。亦即党国之外，不容忍有一独立或足资抵制党国的社会”（注：金耀基：《中国政治传统与民主转化》，见《中国社会与文化》，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第119页。）。按此一原则所建立的国家体制， 显然与孙中山的政治追求不啻南辕北辙了，根本无法按照孙中山的规制建设现代国家。
    当然，对孙中山建设现代国家的思想学说，我们又不妨作长远的历史考查，不必局限于历史的某一时段，在某一历史时段不可能实现，并不意味着永远不可能实现。今日台湾国民党政权不得不改弦易辙，放弃一党专制的“党国霸权”，开放党禁，实行民选，多少证实了孙中山对民主建国时代潮流不可阻挡的高瞻远瞩的预测。在海峡两岸实行“一国两制”，重建统一大业的历史性选择中，孙中山的政治理念再度重放异彩，为两岸的政治沟通搭起一座桥梁，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性的。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
    〔2〕马克思·韦伯：《中国的宗教》，纽约自由出版社1964 年版。
    〔3〕金耀基：《中国社会与文化》，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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