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洋商和传教士分别以聚敛财富和传播上帝福音而成为上海外侨社会的主体力量。照常理看，通商和传教是两件很难联系起来的事情。但通商和传教是列强强迫中国开埠的两大动机，因此，当列强炮舰撕开清政府构筑的防线之后，洋商和传教士便开始在条约口岸登陆，并像章鱼一样把他们的触须伸向中国的内地，“变外为为内在，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特殊势力”。
    一
    早在开埠之前，上海的对外贸易就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但那时并不具备能够促进对外贸易的制度环境，洋商无法涉足。开埠以后，洋商在条约制度的庇护下开始落户上海。1843年底，洋商便在上海开设了11家洋行。此后，随着中外贸易关系的变更和位移，上海迅速取代广州的传统地位，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上海的洋行数亦呈现出激增之势：1847年时，“英租界内已开设24家外国商行（其中3 家是美国的），还建起5家商店铺，1家旅馆和俱乐部”。到1859年时已增至75家，这些洋行分两种类型：一种是以经营鸦片为主的洋行，如怡和、宝顺、旗昌、沙逊、广隆、琼记等老牌英美洋行和架记、顺章、广昌等帕栖洋行；另一种是以经营纺织品为主的洋行，如公易、义记、泰和、裕盛、丰茂、祥泰、和记、公平、李百里、裕记、惇信等洋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长江和北方各口岸陆续对外开放，上海在中外贸易中的优势地位并没有因为新口岸的增开而有所削弱，据1873至1894年主要各埠（22个口岸）进出口货值统计，1894年进口洋货总值16564 万海关两，上海一口即达9666海关两，占总值的一半以上。作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和华北华中新开口岸对外贸易的转运中心，上海自然而然地成为洋行和洋商最集中的条约口岸。1876年时， 上海的洋行数已增至160家；1884年时更达到245家。甲午战争以后，其增长速度更快。 据上海海关估计，1891年时，中国共有547家外籍企业，上海占了280家；1901年时，全国有1102家外籍企业，上海占了432家；1911年时， 全国共有2863家外籍企业，上海占了643家。 （注：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第317页，357页。）从趋势看，上海的外籍企业数在全国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但上海的洋行和洋商仍遥居各条约口岸之首。
    由于上海在对外贸易中的中心地位，以及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洋商在晚清上海外侨人口的职业构成中始终占居首位。据1850年8月3日出版的《北华捷报》创刊号公布的一份《上海外国居民一览表》所列名单统计，当时上海共有外侨141人，其中有家属的24 人（家属名单未列出）。在这141人中，专任领事2人（英、法各1人），领事馆职员4人，商业团体113人，开业医生5人（包括药剂师1人）， 英美基督教传教士13人。（注：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40页。）1855年，上海外侨的职业构成大致如下：
    领事官员17人
    男女传教士32人
    妇女46人
    医生5人
    商人200人
    金融业15人
    印刷业6人
    造船业9人
    领港员25人
    其他23人
    总计378人
    （注：吴圳义：《清末上海租界社会》， 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