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870年，外侨除去家庭妇女、儿童、囚犯、失业者等，有职业的人数为1269人，其职业构成如下：
    商务536人
    航运293人
    工业104人
    公务136人
    文化35人
    服务165人
    （注：王立诚：《上海早期外侨社区》， 《上海文化》1996年1期。）
    从上述3个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洋商人数在上海外侨人口的职业构成中一直占了最大的比例。由于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商港，上海外侨以洋商居最大多数是一点都不奇怪的。
    在云集上海的洋商中，“英商在人数和势力方面， 永远居先”。 1852年，各国商人在上海共设有41家洋行，其中英商就占了27家，英属印度帕栖洋行8家，美商洋行5家，法商洋行1家。1855年， 上海共有53家洋行，英商占了28家，美商6家，德商3家，法商3家。1865年， 在上海的88家洋行中，英商占了58家，美商6家。1891年底， 上海共有外籍企业280家，英商占了175家，德商40家，日商21家，法商15家，美商12家。1901年底，上海的外籍企业增至432家，其中英商达194家，日商78家，美商55家，德商35家，法商28家，意大利商人12家，葡萄牙商人11家。1911年底，上海共有643家外籍企业，其中英商占了258 家， 德商103家，美商59家，日商47家，葡商40家，俄商35家，法商33家， 意大利18家，澳大利亚商人14家。与这种格局相对应，英商无论在进出口贸易还是企业投资方面都比其他国家的商人要大得多，这可从英国和其他国家船舶各自缴纳税款的对比中窥知一二。1868年，英国进口、出口和船舶吨税为1466383两，而其他国家仅为417192两；1895年， 各国船舶所纳税款4095807两，其中英国就占了2811150两，居于绝对的支配地位。（注：李必樟编译：《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180页，881页。）此后，英国在航运业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到1911年时，英国仍占40％左右。
    相比之下，上海租界的另外两个创始国--法国和美国，特别是法国的商业势力要小得多。法商在法籍侨民中始终只占极小的部分。1873年3月30日，上海共有法国侨民88人，其中只有3个商人。1875年，在总共213位法籍侨民中，只有21位商人。1882年，在总共150位法籍侨民中，只有10到12位商人。即使在如此稀少的法商中，也很少将自己的企业设在法租界。譬如，上海唯一代表法国的大金融机构--法兰西银行就设在公共租界。对此，法国驻沪领事经常抱怨不已。白藻泰在1901 年3月1 日写给法国外交部的一份领事报告中就说：“我应承认法国租界并未充分吸引我国商人的注意力。我们的江岸为英国和中国的公司所盘据，而我们最好的地皮也被外国人，或借英国人名义的华人所拥有。这个弊端的根源乃是我们的同胞，对法国替他们在此港口所争取的利益，显得漠不关心。来到中国的法国资本家和工业家，从不曾想到要在这个值得注意的地方设行建厂的问题。法国人所拥有的只有原租界的五分之一的地方。（注：吴圳义：《清末上海租界社会》，第58页。）”
    虽然，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都是为各自的商业利益而设，但二者很不相同。大抵可以说，公共租界是各国商人竞相逐利的乐土，每一个角落都浸透着商业的气息；法租界更像是教区，充满浓郁的宗教气氛。
    洋商到上海来的目的当然是做生意赚钱，贸易经商无疑是他们最大的兴趣所在，但洋商，特别是大洋行的行东在上海的影响却并不仅仅在商业方面，他们凭借通过各种合法的或非法的手段聚敛起来的巨大财富，分享租界的行政权力，在租界的市政管理机构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众所周知，租界的市政是“由极少数代表商业经营的人决定”的，所谓“极少数代表商业利益的人”指的就是那些有势力的洋商，譬如怡和洋行是公共租界最大的洋行，它的行东就时常被选为工部局的总董。因此，从工部局和公董局诞生之日起，就不断有人斥之为“财阀政治”或“大班寡头政治”。由大班寡头左右和控制的市政机构，当然并不能代表居住上海的所有外侨，但这些大班寡头之跻身市政机构，进而操纵市政，目的无非是借助行政上的权力，为自己牟取更大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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