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以其特殊的地位和意义载入史册。无论就其直接作用还是间接作用，宏观作用还是微观作用，突变作用还是渐变作用，都将超出事变本身，超出发动者及时人所料；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无论是当时人还是后来者，都承认其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突出作用和历史地位。毛泽东称其为“时局转换的枢纽”[1]，周恩来称之为“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2]，蒋介石谓之曰“中国五千年历史绝续之所关”、“转祸为福之道也”[3]。总起来说，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转折点，是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分裂到统一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由非法到合法的转折点。这一系列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拉开了中华民族解放和振兴的序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
    一
    西安事变是中国社会矛盾的转折点，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标志，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国共两党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
    中原大战结束后，以国共两党为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矛盾集中表现为“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这一矛盾，到西安事变前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执掌全国政权的国民党理应率领全国人民奋起抗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但由于他们反共反人民的本性，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推行“安内攘外”的反动方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的政策。国民党蒋介石的这一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国共产党则成为全国人民反对蒋介石投降卖国政策的代表。所以我们看到，“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矛盾出现了更加复杂的情况，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扩大和发展，国内阶级矛盾也在进一步激化，在华北事变前，二者一直呈同步增长趋势。
    国民党军队和红军之间的“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是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中国政治形势的主要特征之一。这是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与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之间矛盾的最集中表现。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这里的规律，是‘围剿’和反‘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情况一次比一次复杂，战争一次比一次激烈。”[4]“这种形式，过去十年是没有变化的，如果没有民族战争代替国内战争，那末，直到敌人变成弱小者、红军变成强大者那一天为止，这种形式也是不会变化的。”[5]
    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了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及时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主动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而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这个转变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以阶级利益、政党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这个转变的意义更在于，作为国内主要矛盾的一方，中国共产党已放弃以国民党蒋介石为主要对手的战略，而专以民族的敌人为自己的主要敌人，表明国内矛盾开始向着有利于抗日方面转化。但是，作为中国社会矛盾主要方面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仍然把共产党作为最主要敌人，或者把“剿共”与“抗日”并重。两广事件刚结束，蒋介石就强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
    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及行为，使张学良、杨虎城陷入了反共与联共、内战与抗日的两难境地。他们在对蒋介石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出于民族大义，毅然举行兵谏，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应该说，“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6]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形势骤然变化，蒋介石成为矛盾的焦点。围绕着这一问题，全国各党各派、政治集团都在进行着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的矛盾斗争。一时间，南京政府与西安张学良、杨虎城之间的矛盾对立成为全国最主要的矛盾，而曾因蒋介石坐镇西安而激化的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则相对处于次要的位置。中国共产党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提出了正确主张，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转折点。西安事变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以国共两党为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由于张学良、杨虎城采取兵谏的方式扣留了蒋介石，而使西安与南京之间的矛盾急剧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命运，可以说，决定于西安事变的解决。这一变化，冲淡了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减轻了二者矛盾在中国社会政治中的比重；这一变化，使中国共产党以第三者的姿态出现在紧张对立的南京与西安、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的面前，对双方进行调解。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又是以蒋介石答应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主张为前提的。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西安与南京之间的矛盾对立逐步缓和，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也随之减弱，再也达不到西安事变前的紧张程度。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断深入而激化的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迅速上升，并取代阶级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37年4月3日，中共中央在《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中指出：“中日矛盾是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上的主要矛盾”，“中日矛盾的尖锐化，把国内矛盾降低到次要地位”[7]。1941年9月，毛泽东曾指出：“今天中国主要的矛盾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成为次要的。西安事变前主要矛盾在国共两党之间，而西安事变后，主要矛盾则在中日之间。”[8]在抗日战争期间，中日民族矛盾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其他矛盾都是围绕着抗日而展开的，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而且这些矛盾只有在抗日的前提下才能解决。
    二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拉开了中华民族解放和民族振兴的序幕，开始了洗雪民族屈辱的历史。
    “内战”是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袁世凯死后到抗日战争前，中国社会政治的主要特征。清王朝被推翻以后，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握有军政大权的独裁者、北洋军阀袁世凯所篡夺。袁世凯死后，把持国家政权的北洋军阀很快分裂成直系、皖系、奉系等许多派系。各派军阀为了争夺对中国的统治权，纷纷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兵戎相见，连年混战。各省的地方军阀也割据称雄。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虽然打败了直系军阀，但奉系军阀又取代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在南方，北伐战争的胜利成果被蒋介石篡夺，在南京成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权。因此，过去引起革命的矛盾不仅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产生了新的矛盾。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的矛盾，新军阀内部蒋系、桂系、冯系、阎系之间的矛盾，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矛盾，共同构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复杂局面。新军阀与旧军阀的战争，新军阀与新军阀之间的混战，国民党新军阀与工农红军的战争，先后相继，接连不断。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仍然坚持其“剿共”的反动立场，推行“安内攘外”的方针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再妥协退让，企图通过“剿共”内战来达到“安内”的目的，然后再来抗日“攘外”。
    面对着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每个中国人的感情和心理都在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日益超越了阶级、集团和个人的利益，向着民族的、公众的、全体的利益发展。但是，这种变化受到了蒋介石集团的干预和压迫而得不到正常发展，日益被扭曲变形，在最脆弱的地方逐步发生裂痕。从“福建事变”到“两广事变”，再到“西安事变”，国民党集团的分裂越来越严重。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反蒋”、“联共”、“抗日”、“停止内战”和“逼蒋抗日”的主张。虽然，前两次事变都未能达到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目的，但是它们为西安事变作了准备。
    西安事变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它党派和人民群众长期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结果，而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使这一呼吁和主张变为现实。西安事变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展的结果，这一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和规模，使之由地区性转变为全国性，最后形成了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采取了非常手段。张学良、杨虎城发表的对时局的宣言及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喊出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声音，是长期以来各党各派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开放政治、实行民主的政治主张的集中体现。
    从西安事变爆发到和平解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无论是赞成或者否定张学良、杨虎城行为的人，他们在通电中都是以主张抗日为主要内容。这实际上是对全国人民进行了一次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运动，激发了全民族的抗日情绪和民族意识，使抗日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了。
    西安事变解决的过程，是一个“剿共”内战气氛不断下降的过程，是一个团结抗日的民族情绪和爱国主义精神不断上扬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谁不谈抗日谁就无法介入西安事变的话题，谁就没有资格讨论西安事变的解决。正是在这种氛围中，蒋介石才不得不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接受张学良、杨虎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这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前提条件，也是西安事变的伟大成果。正如蒋介石12月26日回南京后发表的通电所说：“自经此次事变，我全国同胞一致爱护国家之热诚，已显示伟大无比之力量。”[9]“此次西安事变，实为中国五千年历史绝续之所关，亦为中华民国存亡极大之关键。”[10]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中共中央12月27日指出：“蒋介石宋子文的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之新阶段的开始。”[11]1937年1月1日，杨虎城在元旦阅兵讲话中也说：“自‘双十二’事件以后，中国已经进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随着今年元旦而到来的，是残酷的内战的完全停止，光荣的抗日战争的立即发动。”[12]1946年，周恩来在延安各界举行西安事变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双十二’事变本身的意义，是在它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13]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都及时调整了政策，指示军队停止了敌对行动。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指出：“我们应当怎样竭尽心力挽救危亡，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问题。”[14]大会宣言指出：“盖吾人始终如一之目的，厥为对内求自立，对外求共存，即使蒙受损害，超过忍耐之限度，而决然出于抗战，然亦只有自卫之心，绝无排外之意。”[15]3月13日，《新中华报》发表社论评论说：“国民党之三中全会比之于十年来国民党召集之一切全会均为重要，盖三中全会指出了国民党政策转变的趋向，……九一八以来，经过五年之国难历史而后，‘抗战’之字样第一次出现于国民党最高会议之决议纸上，此实可作为国民党政策开始转向之判断材料也。”[16]中共中央认为：“国民党三中全会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会议”，“三中全会后中国形势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内战已经停止，南京已经转向抗日方面来。”[17]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再一次将亡国灭种的危机呈现在中华民族的面前，中国军民奋起抵抗，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经过中国军民的英勇奋战，最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胜利，洗雪了近百年来的民族屈辱，结束了中国在反侵略战争中屡战屡败的历史。这一胜利也是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它不仅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而且打破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体系，使任何妄想取代日本帝国主义而奴役中国人民的任何帝国主义的美梦破灭。这一胜利也说明，内战就是倒退，就会落后、挨打，团结就是力量，就能胜利。是内战还是团结，成为判断任何党派是以民族利益为重还是以阶级、党派利益为重的试金石。抗战胜利后，当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再次挑起内战破坏民族团结的时候，就把自己置于失败和灭亡的谷底。这也就是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的深远影响和意义之所在。
    三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华民族由涣散、分裂到团结、统一的转折点。它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结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各派军阀的长期混战，使中华民族长期处于分裂、涣散、不团结、不统一的状态。这是中华民族在近代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涣散、分裂就会落后，就要挨打；团结、统一就有力量，就会振兴和富强。这似乎是尽人皆知的道理。但怎样才能团结，怎样才会统一，用什么方式才能统一，各个阶级、各个政党和集团都有自己的主张。民国以来，各个军阀和政党都采取了武力统一的方式。武力统一的结果，就是连年内战，造成更大的分裂。各地军阀相继勾结和投靠外国帝国主义，外国帝国主义支持军阀，造成更大的分裂和内战。所以，我们看到民国以来的中国社会，大多是两个政权并存或三个政权并立，两个党派互争或三个党派相斗。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短时期内侵占了东北三省，进一步加重了中华民族的分裂危机。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分裂危机，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问题就更紧迫地摆在了中国各阶级、政党和集团面前。用什么方式来求得团结，实现统一，成为鉴别每个阶级、政党、集团的试金石和分水岭。蒋介石集团不顾全国人民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正义主张和要求，一味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退让，企图通过“内战”来实现统一，这就严重地违背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不仅引起中国共产党的强烈反对，而且也引起国民党内具有民族气节的党员和军人的不满和反对，所以才有福建事变和两广事变的发生。从形式上看，他们的反蒋抗日活动是以暂时的分裂为代价的，但实际上促进了国人的觉醒，为全民族的团结和统一注入了活力和基因。这也是西安事变爆发的主要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