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杨虎城等多次发表声明和谈话，对他们发动事变的本意作了说明和解释，强调指出：“我们的义举是以国家民族为前提的”[18]，尽管会造成一时的震骇和形式上的分裂，却会换来长久的安宁和真正的统一。张学良的秘书长吴家象说：“我们这次举动，表面上似乎有破坏似是而非形式上未完成的统一的可能，而实际上正是促成全国彻底觉悟精神上真正的统一！非统一不足救国，这话我们是绝对承认。但是我们要知道精神统一才能救国，要是大家只顾赞美着形式上的统一，而不管精神上如何的分裂，不但不能济事，而且必至误事的。服从一人的命令，只能做到形式上统一；有了共同的目标，才能做到精神上统一。我国这些年来最大的毛病，就是讲形式，不讲精神。”[19]张学良也指出：“我们主张的核心，是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20]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全国各界热烈庆祝，无不为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达成新的统一而高兴。杨虎城发表元旦阅兵讲话说：“中国今天在一致抗日的神圣任务之下，才达到了真正的统一。”[21]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促进救国大计案》中说：“积国民革命以来之经验，应全国人心之希求，集中全民力量于抗日战争，殆又为达到真正统一之捷径，更无可置疑者。”[22]大会对“统一”的方针作出了新的解释。实际上，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就是全国团结统一的实现。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则使全国统一有了理论依据。中共中央曾指出：“三中全会在法律上却（确）认为伟大西安谈判顺利的和平解决，成为开始在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也走到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举国抗战开始一个过渡的时期。”[23]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更加速了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强力推动下，蒋介石的态度日趋积极。8月19日，蒋介石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改编命令。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改编命令。朱德、彭德怀发表了就职通电。从此，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一个特区政府。除日本占领区外，全国实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这种团结和统一不仅是形式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团结和统一的前提条件，就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是全民族抗战发动和最后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而这个团结和统一是从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开始的。在抗日战争中，日本帝国主义者面对的不再是西安事变前那样的一个孤立软弱的政府、你争我斗相互残杀的军队、涣散分裂的民族，而是在一个统一政府领导下英勇善战的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四亿五千万人民用血肉筑成的伟大长城。正是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支持和同情，提高了中华民族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威信，掀起了中华民族解放和振兴的巨浪，为中华民族的最终解放、团结统一和新中国的建立扫清了障碍，铺平了道路。
    四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独裁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激发了全国人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准备了条件。
    中国是一个经历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国家，封建专制意识比较浓厚和顽固，缺乏起码的民主气氛。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又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相结合，共同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使中国长期处于贫困落后和挨打的境地。辛亥革命以后，封建专制政权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统治。他们借民主共和之名，行专制独裁之实。各地军阀纷纷与外国列强相勾结，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仍然没有变化。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24]国共合作领导的大革命运动，曾经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线生机，但很快被南京国民政府扼杀了。以蒋介石国民党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25]。“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26]
    蒋介石鼓吹“以党治国”，把持国民政府，形成了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专制政体。这种专制独裁在世界近代史上也是罕见的。国民党蒋介石的专制独裁，不仅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而且也引起了国民党内部具有民主思想的党员的反对。各地实力派也趁机掀起了一次次的反蒋运动，提出了一些为时人能够接受的政治主张。如果从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这个角度看，各地实力派的反蒋运动也具有一定的民主意义。
    中国共产党则坚持孙中山的民主主义，单独地承担了民主革命的领导任务，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纲领，为中国最终建成独立民主的国家准备了条件。只是这种争取民主的斗争采取了武装斗争的形式。国民党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的反封建民主运动采取了镇压、围剿的政策，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数以万计的民主斗士倒在血泊里，大大削弱了民主力量，推迟了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局面并无丝毫改变。国民党蒋介石为了推行其“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方针，借统一为名进一步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压制群众的抗日救国运动，实行反动的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限制人民群众的新闻、出版、言论自由。对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正义主张采取封锁、打击之手段，对爱国民主人士实行逮捕和暗杀。一时间“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27]。国民党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已经成为全国人民抗日的巨大障碍。
    国民党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是西安事变爆发的重要原因。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一个是要求开放政治、实行民主。张、杨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28]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同抗日与和平、民主与和平互为条件一样。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29]如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样，民主成为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社会的主要话题。
    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的分歧，实质上就是民主与专制独裁的对立。张、杨采取“兵谏”的方式，扣留蒋介石本身就是一种极端民主的表现，是民主向独裁的挑战。张、杨在发表的大量通电和演说中，对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国民党一党专政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从事变的发展及和平解决的情况看，张学良、杨虎城的主张是公正、真诚的，而且基本上达到了他们发动事变的目的。
    经过张学良、杨虎城等多次恳切劝谏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的有力调停，蒋介石被迫接受张、杨的主张，并作出了“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立即“释放上海各被捕爱国领袖”等许诺。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讨论和贯彻了上述许诺。蒋介石也在会后发表谈话，说要“开放言论”、“集中人才”、“赫免政治犯”。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国内舆论的呼吁下，国民党逐步采取了一些民主措施，实现了一部分许诺。1937年4月22日，国民党中执会常委会举行会议，修正公布《国民大会组织法》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对标志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一些条文作了修正，取消了关于由国民政府指定国民大会代表候选人的某些规定。7月31日，南京政府下令释放了沈钧儒等七位救国会领导人。1938年1月1日，国民政府根据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决议，下令裁撤反省院，在反省院受反省处分者准予取保释放。7月2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7月6日，由各个抗日党派代表以及无党派人士组成的国家最高咨询机关--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汉口开幕。尽管国民参政会没有任何立法和行政权力，只是一个战时的咨询机构，但它为各党各派和各界人士提供了一个公开发表政见的场所，刺激了人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对于国民党的政治改革也起到一定的作用。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上曾指出：“十五个月来，全国各个抗日党派都有进步，国民党的进步也是显著的。它召集了临时代表大会，发布了抗战建国纲领，召集了国民参政会，开始组织了三民主义青年团，承认了各党各派合法存在与共同抗日建国，实行了某种程度的民主权利，军事上与政治机构上的某些改革，外交政策的适合抗日要求等等，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件。”[30]这些进步虽然发生在抗日战争开始之后，但它是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转折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这些进步的起点，这也是全民抗战能够迅速发动，并取得抗战初期一些胜利的重要原因。
    抗日战争既是一场民族解放运动，又是一次民主建设运动，二者紧密相联，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抗日是民主的前提条件，民主又是抗日的保证。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蒋介石故伎重演，重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政治的老调。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议设立“防共委员会”，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会后立即掀起了反共高潮。国民党颁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反动文件，并且大批囚禁屠杀共产党员、爱国志士和抗日青年，破坏群众的抗日民主运动。国民党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全国人民越来越认清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反动本质，各民主党派也逐步消除了对国民党的幻想，向中国共产党靠拢，这就为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民主制度准备了条件，推动了中国社会民主化的进程。
    五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共产党由“非法”到“合法”的转折点。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不仅在中国社会中取得了合法地位，而且伴随着抗日民主运动的深入，促进了自身建设，日益走向成熟，为中国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和光辉的前景。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自1921年成立，就公开声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自觉地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担。但由于得不到北洋政府和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承认，而长期处在“非法”地位。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蒋介石把共产党视为最主要的敌人，即使在民族危机的情况下也不放弃其反动政策。“反共”还是“联共”，成为能否发动全民抗战的重要前提，也是张学良、杨虎城与南京政府及蒋介石的主要分歧所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的秘书长吴家象发表广播词，公开声明要采取联共主张。蒋介石和南京代表宋子文等无法否认的事实是，他们认为的“匪首”，悬赏捉拿的“共党要犯”，现在就站在自己的面前，成为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的调解人，并且向国民党蒋介石伸出团结友谊之手。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又是以蒋介石答应张学良、杨虎城关于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主张为条件的。蒋介石能够接受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调停，许诺接受张、杨的政治主张，实际上已经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存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不是追逐于眼前的局部的利益，乃至怀念于过去仇恨的报复，而不顾大局的小团体，而是处处以国家民族的整个利益为前提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政党”[31]。
    为了表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和宽阔的胸怀，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作出了重大让步与妥协。这些让步与妥协是非常必要和适时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用让步换进步、用让步换发展、用妥协换合作、用妥协换合法的策略，充分体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极大的灵活性的统一，也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熟与伟大。
    1937年2月，国民党在南京举行五届三中全会。会议经过激烈争论，终于接受了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14人提出的“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之提案”。尽管会议还专门通过《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但否定了汪精卫坚持“剿共”的政治决议案草案。实际上国民党已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放弃了“剿共”政策。蒋介石对共产党也不像以前那样严厉和残忍了，实际上对共产党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学术界一般都认为，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初步形成。这个论断是正确的、符合历史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