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中西通讯的变革和银行业的兴起，以及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过去那种集贸易、航运、银行、保险等于一体，一揽子无所不包的贩运贸易方式趋于解体，贸易分工越来越细，小资本或是无资本的人也开始卷入贸易竞争，于是中小洋行在1870年代以后大规模兴起。与此同时，涌现出一批足以与老牌洋行抗衡的大洋行，如以经营航运业为主的太古洋行，以经营棉纺织业为主的老公贸洋行，以经营洋布、地产、保险为主的新沙逊洋行，以及德商的瑞记、鲁麟、美最时等洋行和日商的三井、三菱等洋行。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老牌的洋行开始转为经营策略，“在业务上从收取佣金为主转变为独立贩销的同时，开始发展航运、保险、贸易、船舶修造、银行等各种专业企业”。怡和洋行就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它从走私鸦片和进口棉纱、五金获得巨额财富后，迅速扩大投资范围，向集团化企业迈进。到20世纪初期，怡和洋行单在上海就拥有14家企业：进出口业，上海码头公司，怡和丝厂，怡和丝织厂，上海土地投资公司，怡和纱厂，怡和木材厂，中央棉纺织公司，怡和打包公司，公益纱厂，怡和机械厂，怡和冷藏公司，汇丰银行，怡和啤酒厂等。
    贸易方式的变化和经营范围的扩展，使商业竞争趋向激烈，在这种情况下，洋商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迁。王韬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洋商的这种变化，他说：“自泰西诸国与我中朝通商立约以来，三十余年间，贸易场中前后情形迥尔不同。前日之为洋商者，拥厚赀，居奇货，志高气豪，非重酬巨款，不足以入其目，动其心，几有俯视一切之概。今则争利者日多，趋利者日众，船泊之价日贬，运载之费日减，西来一切货物日渐薄劣，而其值较之于前亦少四五倍。锥刀之末，无不群焉赴之，如蚁之附膻，绳之慕腥；而举止气焰，亦似不若从前之倨侮矣。（注：王韬：《西人渐忌华商》，《弢园文录外编》卷4， 第1页。）”由于竞争的加剧，各类洋商公会、商会组织便应运而生， 并呈现出日益增多的趋势。1847年6月，怡和洋行经理达拉斯等8个英商率先在上海组成英商公会，并于1850年2 月获得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的承认。此后，意大利商人、美商、法商、德商、比利时商人、荷兰商人等也都在上海设立了各自的商会。此外，还有一个由全体外商组成的和明商会（Shanghai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这些商会主要的职责就是维护和推进各国在上海的商业利益，定期开会，交流情况，讨论中国政府有关贸易政策、法令和措施等。利明商会（又称上海洋商总会）的章程规定：“以保护商业的总体利益为宗旨”，在各国商人中居于“中心联络所或协调机构的地位，并可随时将所征集的有关各国商业利益的意见向中国政府和各国驻华使节们反映”（注：转引自虞和平著：《商会与中国早期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它的设置，不仅使各国商人们能协调一致地与中国政府和商界交涉，维护和扩展他们的经济利益，而且能够与各国驻华使节乃至各国政府密切配合，共同进行对华的经济和政治扩张。为了控制和操纵市场，缓和同业内部矛盾，外商还按行业设立了不少商业公会，如匹头商业公会，茶叶公会和花边公会等。这些商业公会，组织各别，名目繁多，但其目的无非是有效地控制和拓展市场，把持中国进出口贸易。
    伴随“举止气焰”方面的前后变化而来的是，洋商在道德方面的整体堕落。早期来沪的洋商“从头到脚充满了商业大王的气息”，虽然，经历了贸易方式的“革命”之后，“外商团体的那种限制很严的、享有特权的、半贵族式的、又带有平等气氛的一些传统与精神，还是保留了下来；但是这团体的结构本身则禁不住新时代的侵袭，已完全被摧毁了。新的因素已渗入了远东商业界以及外侨整个社会之中，它的基础已扩大了，它和外界的关系也复杂得多了。它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不仅家庭生活改变了，长期侨居的结果使人们安土重迁了。生活虽不如昔日繁华，但舒适多了，文雅多了，文明多了；以前这个地方只是一个暂时的流徙之地，而现在男男女女都可以安居下来，不过分感到缺少什么了。以前没有必要的慈善事业，现在也增多了。……但遗憾的是上一代人的一些品德，后来已完全丧失了。在华外人的团结精神，直到八十年代始终保持不坠，本是外人道德的堡垒，也是华人所崇敬的；但如今已全被摧毁了。外人不仅在私人生意上因竞争剧烈而堕落到玩起华商惯用的伎俩，就是大金融资本集团也沉湎于耍弄老一辈所不屑为的种种阴谋诡计了；甚至于堂堂大国本身也堕落到插足于可耻的竞争场中，像比武的英雄们甩掉了多余的战袍一样把体面全部抛弃了，剩下的只有耶稣圣衣掩盖着的欺诈与虚伪了。基督教国家的崇高品德，在许许多多方面毫无廉耻地被亵渎了，除了强权与武力以外，再也看不出西方与东方有什么明显的差异了”（注：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 册，第982-983页。）。
    失去了任何道德约束的洋商，在迅速发财的观念驱使之下，除了愈演愈烈的走私贩毒之外，各种各样的商业欺诈手段更层出不穷，泛滥成灾。有的洋商利用买办，欺骗华商，以求达到发财的目的，郑观应曾举两例：“昔有西商亏空势将不支，托其买办借款，并多购丝茶，例于下船后交价。不料船开后，接到英电，谓该行倒闭。照西例仅将其行中所有摊还欠款而已。又有洋人串通华人开洋行者，洋人为行主，华人当买办。拟俟大买丝茶下船后逃遁”（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三》，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622页。）。 郑观应举出的这两个例子，其实是晚清时期洋商在上海进行商业欺诈的惯用伎俩。有的洋商则在西方领事和租界当局的支持下创办彩票公司牟取暴利，从1900年3月至1901年3月的一年时间里，洋商在上海租界内设立了10家彩票公司，它们是：广益公司，和济公司，华洋合众公司，瑞成公司，太德山公司，普益公司，同利公司，大成公司，通利公司和广利公司。这些公司都打着“善举”的旗号，为自己脸上贴金，其实，无非是另一种方式的赌博，当时的报刊曾指出，洋商竞设彩票公司“将使市廛栉比之地，一变而为赌博争竞之场，将使人人冀非分之获而荒其本”，社会影响极为恶劣。
    在名目繁多的商业欺诈案件中，不能不提到1910年由洋商一手炮制的橡皮股票风潮。所谓“橡皮股票”，其实是橡皮公司股票在上海的俗称。大约在1908年秋，有洋商以澳大利亚创设橡胶园为由在上海开设橡皮股份公司，大量招股，同时不少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橡胶园主也到上海来推销股票，洋商们不断在报纸上刊登大幅广告，把橡胶投资吹得天花乱坠，一时市民竞相购买橡皮股票，如痴如狂，沪上钱庄也允许以此作放款抵押，大量收购，并向外商银行拆票以扩大收购股票，于是橡皮股票价格从每股30两银子一路飙升至90多两。1910年7月， 投机商卷款逃离上海，骗局败露，股价一落千丈，承购者倾家荡产，钱庄纷纷倒闭，整个上海金融界立即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市面一片恐慌。度支部电令大清银行携带100万两现银到上海救急， 两江总督张人骏亲自来沪调查，由道台蔡乃煌会同上海商会出面借洋款350万两， 又在庚子赔款项内挪借200余万元，周转市面，才暂时渡过危机。
    晚清上海的快速崛起，商业的繁荣，当然离不开洋商，但上海社会风气之败坏，洋商也难辞其兴风作浪之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