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欧洲各国，在鼓励海外贸易与拓殖政策的推动下，促进了造船业的大发展。十四世纪末，仅威尼斯即已拥有商船三千艘。海上贸易的中心转移到大西洋沿岸后，英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的造船业如雨后春筍一般应时而起。尤其是荷兰，当时它的造船业占居世界首位，经常停泊在阿姆斯特丹港口的商船在两千艘以上。欧洲各国的造船技术本来落后于我国数百年，到了这一时期迎头赶上来了。欧洲各国勃兴的造船业，为近代力学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生产实践基础。力学的发展又回过头来提高了造船技术。不久，欧洲便出现了船体瘦长、桅多、帆多、航速高的、著名的飞箭式帆船。后来又出现了以钢铁代木材，以螺旋桨代风帆的轮船，使我国的造船技术远远地落在他们的后面。
    其次，关于航海业。古代农业是天文学发展的第一个推动力，近代航海业是天文学发展的第二个推动力。近代天文学所取得的成就，在许多方面都与这一时期的航海实践相联系。航海业成了近代天文学的摇篮，可惜这一摇篮不是我国当时庞然大物的“宝船”，而是只及“宝船”十分之一大小的欧洲各国的商船。
    我国历史上曾经是一个航海大国。早在西汉时期，就已派出使节经海路到达印度和斯里兰卡。唐朝的海船已沿北印度洋海岸远航到波斯湾和东非海岸进行贸易。据阿拉伯人苏莱曼在《东游记》中记述，唐朝中国海船特别巨大，称雄海上，波斯湾风浪险恶，只有中国船只能够航行无阻。宋朝的航海家开辟了横跨北印度洋直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的新航线。我国的航海家在长期的海上航行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很早就把罗盘应用于导航，把地文、天文、罗盘和测深结合起来以确定正确的航线，并且发明了“牵星板”，绘制了《针经图式》。这些成就都是天文学、地理学的结晶。我国的航海家还在实践中创造了“披水板”和实现了“船行八面风”。这些都是力学研究的重要成就。郑和下西洋就是在《针经图式》和水罗盘的导航下遍访亚非三十余国。可以设想，如果明朝的统治者在对外贸易方面实行鼓励政策，把具有如此良好基础的航海业继续发展下去，定必为近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天文学作出重大的贡献。可惜海禁政策使这一事业中断了。
    与此相反，欧洲各国在落后于我国数百年的情况下，由于采取鼓励政策，急起直追。欧洲各国航海业的蓬勃兴起，开辟了新航路，发现了新大陆，完成了环球的航行，从而以确凿的事实证明了地圆说。地圆说之被证实，既是人类地理知识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天文学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它为日心说扫除了前进的障碍。大规模的、持续的航海实践，使欧洲人迅速地扩大并丰富了天文学、地理学和动植物学的新知识，特别是天文学的新知识。因为在频繁的海上航行中，迫切地需要准确地确定在茫茫无际的大海中船只的位置，这就要求他们精确地测定经纬度。1598年前后，西班牙和荷兰都曾为此悬赏征求经度的测定法。天文航海需要精确地计算时间，精确地编制行星运行表，精确地测定某一特定的时刻天体的位置。就是在这种实际需要的推动下，在大量地反复精确观测行星运行的实践中，发现了托勒密体系的破绽。这就给哥白尼提供了深厚的天文观测的社会实践基础。哥白尼就是在这航海业大兴的年代中，悉心研究天文学，总结了历史与现实的成就，完成了“天文学革命”的。“天文学革命”是自然科学从神学中解放的开始，也是欧洲近代自然科学诞生的标志。由于天文学计算的需要又带动了数学的发展，这一时期出现的耐普尔的对数就是明证。
    欧洲各国的航海业还推动了力学和磁学的发展。由于航海需要准确的时钟，为了满足这一需要，一方面促使他们提高机械加工技术，另一方面也推动他们研究钟摆原理。“钟表提供了生产中采用自动机和自动运动的原理。与钟表的历史齐头并进的是匀速运动理论的历史。”（注：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第68页。）向心力定律的发现也与此研究有关。
    罗盘本是我国发明的，由于航海业的衰落，我国的罗盘技术停止在使用水罗盘的水平之上，不再前进。欧洲各国则在航海业的推动下，不断地改进罗盘技术，从水罗盘发展到旱罗盘，又发展到“万向支架”罗盘。为了精确地制造罗盘，促使他们研究磁石，从而发现了磁偏角、磁倾角，并证明地球如同一块大磁石，终于出现了吉尔伯特的《梨石》一书，奠定了磁学研究的基础。从欧洲各国与我国航海业的兴衰中，已经不难看出海禁玫策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了。
    再次，朱明王朝的海禁政策，阻碍了我国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我国宋元以前，传统的出口商品其大宗者有：色绢、青瓷器皿、茶叶、漆器、铜钱、铜铁器物、蔗糖、果品、麝香、樟脑、烧珠等物。这些商品绝大多数是以农副产品与矿产品为原料的手工业产品。元末，我国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苏、杭等地），在商品生产比较发达的部门（如丝织业、印染业、陶瓷业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已经出现。据《织工对》记述，当时在杭州的丝织业中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手工作坊，雇主置备生产工具和原料，雇用数以十计的佣工进行生产，计日发给工资，“日佣为钱二百缗”雇主与佣工之间除了此种雇佣关系外别无身份隶属关系。（注：徐一夔《织工对》。）可以设想，如果明朝的统治者重视海外贸易，允许私人商业资本向外发展，通过海外贸易促进国内商品生产，则这种资本主义萌芽必将得到正常的、迅速的发展。而与工场手工业生产相联系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力学，必将随之得到发展。但是，海禁政策却阻碍了这一历史的进程。据万历二十九年苏杭巡抚应天右佥都御史曹时聘在向神宗上疏言及罢染坊（即染坊倒闭）所造成的后果时说：“吴民生齿最烦，恒产绝少，家抒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吴中之转贩日稀，织户之机张日减，……穷民之以织为生者，岌岌乎无生路矣。”（注：《明神宗实录》。）工场手工业的衰落，已有的科学技术尚且闲置不用，为生产的发展而研究新的科学技术，又从何谈起呢？